【明報專訊】近來接連有學生輕生，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制度以至社會制度存在着重大問題。不過可能近年社會撕裂嚴重，好像已很少人提及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是全球貧富懸殊先進地區之首，堅尼系數長期高於警戒線。此外，香港雖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但同時也是《經濟學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指數世界排名第一（2014年）——這種「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的詭異現象，以及目前社會一系列的棘手問題，其實均指向一種新解釋：香港自1960、1970年代經濟起飛至今的所謂「黃金時代」，實質上很可能並不是人們常說的「黃金時代」，而是一個「鍍金時代」，因而留下了許多後遺症，需要建立一個新體系才有望解決。
鍍金時代的後遺症
「鍍金時代」這名稱來自馬克．吐溫（Mark Twain）和華納（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的小說《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小說於1873年出版，書名迅即成為公共生活中貪污受賄、物質主義和腐敗的同義詞。歷史學家們從馬克．吐溫那裏接過這個名稱，以此來概括南北戰爭結束以後的1870年到一戰開始之前的1910年左右的時期，稱之為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如果要對鍍金時代有形象性的理解，可以參照電影《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最新版本剛好是由出爐奧斯卡影帝里安納度．狄卡比奧主演。
鍍金時代正值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美國經濟突飛猛進，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當時被視為壟斷資本主義的高峰期，財富的巨大增長伴隨着史無前例的財富集中，富有而且影響力巨大的工業及金融巨富開始出現，例如洛克菲勒因石油致富、卡內基因鋼鐵致富，形成所謂的「財閥」，掌握了國家大部分的財富——最高峰時，佔人口總數1%的富人竟擁有國家的87%財富！因此在政治上，聯邦政權不再為兩個利益相對的政治集團分享，而是由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所獨攬，民主亦僅限於富人階級。思想上，自由放任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亦佔着統治地位，極大地影響當時的經濟政策之餘，同時在精神面支配着人民的心靈和價值取向，構成社會改良與進步的桎梏。
上述沒有一項是說香港的，但也可以說每一項都是在說香港。香港一直篤信自由放任主義和所謂「獅子山精神」，而香港的經濟起飛亦正屬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階段，創造出像李嘉誠一樣的巨富與財閥，不久大財團開始控制香港的經濟命脈和民生事業，逐漸成為了「地產霸權」。
無可否認的是，現在香港許多的後遺症的產生，主要是來自於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階段的政府的不作為，以致後來在壟斷企業出現後，很多社會問題被激化了；但最主要矛盾，其實還是貧富差距——市民的收入增長，跟不上樓價和物價的上升步伐。
對於美國鍍金時代的貧富懸殊，當時有學者評論道：「無可爭議地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貧富差距都沒有這裏更大。」時間到了21世紀，香港卻已晉身為全球貧富懸殊先進地區之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貧富差距都沒有這裏更大」，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經濟增長在帶來物質享受的滿足同時，其陰暗面也讓人觸目驚心。相對於美國鍍金時代的「自由工人」發現他們實際上沒有自由，淪為工資奴隸，工作時間長、生活困苦，以致出現了生活在貧窮邊緣的無產階層，香港一般市民的情况跟上述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出現了無數被剝削的人們和一班「新無產階級」，衍生出「N無」人士、在職貧窮等新社會經濟狀况。
「後鍍金時代」的潛行凶間
香港現在可說是處於一個鍍金時代結束，但隨之而來的進步時代卻尚未開始的「後鍍金時代」——經濟增長與繁榮產生了複雜而矛盾的後果與後遺症，表面上還是光彩奪目，內裏卻已千瘡百孔。
香港目前的世代鬥爭與陸港矛盾，很大程度亦可以以「後鍍金時代」現象或鍍金時代的後遺症來解釋：現在年長一代正在懷緬以前的鍍金時代（心目中是黃金時代），慨嘆新一代不像他們，無以恢復香港昔日的光輝；然而新一代卻已抗拒並開始反思整個體系的不合理性，認識到經濟增長伴隨着愈來愈大的貧困、剝削、污染、精神空虛、混亂與腐敗、民主自由理想的落空。但如此一來，只會造成世代鬥爭和盲目對抗，令真正進步和創新的企圖無從出現，最終於事無補，反令社會停滯甚至倒退。
故此，當務之急是要先讓香港年長一代承認以前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僅是鍍金時代，從而在鍍金時代這一點上，與新生代取得共識及進行同步，承認鍍金時代的遺害，同時改變他們對香港的「病因」的判斷（不再是年輕人的錯）。這樣整個社會才會有條件開展富建設性的自我反省和改良，亦唯有這樣，才可順利過渡到之後的進步時代，迎來香港真正的黃金時代！
另一方面，陸港矛盾之所以這麼尖銳，一定程度是香港在自己尚未解決其鍍金時代的後遺症的同時，中國崛起卻令港人被迫再一次經歷（大陸的）鍍金時代，令香港被迫承受內地經濟增長與繁榮的副作用—— 一個社會是忍受不了經歷兩次或重回鍍金時代的。從這角度來看，港人根本不是反共抗中，只是吃不消中國鍍金時代的煎熬。
超越鍍金時代
只要我們能撥開這些迷霧，其實不難發現香港問題歸根究柢在於經濟活動高度複雜化，但社會和政治秩序依然原始落後，這也是美國在鍍金時代中所面對的狀况。在鍍金時代後期，大多數美國人開始改變對於美好社會和無為政府的傳統信念，這時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核心掀起了一場創新國家和政府體制的運動，試圖彌補過度放任的資本主義帶來的破壞。香港亦同樣急須改良與革新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作出新的政策嘗試，建立一個更公平的體系。
鍍金時代結束了，進步時代才剛開始。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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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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