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族群問題上，我們於3月24日由外來人才談起，形容他們來香港恍似進了道旋轉門，不少人繞了一圈便離去，不願長留。接着，在3月31日，我們指出族群偏見與歧視，加劇外來移民融入本地生活的難度，藉此帶出一個問題：如何跨越族群邊界，透過認識我如何對待陌生人來認識自己？
內外共同構築的圍牆
相對於本地人而言，留學生、新移民、外地專才等不過是一群陌生人。縱使一起上學、上班、擠地鐵，雙方交流不多、不深，原因何在？一般本地人覺得這群移民不願融入本地社會，從結果而論，可算基於部分事實的描述，但卻忽略了背後複雜的成因。
的確，不難發現外來者總是聚在一起。例如現在各間大學的非本地生多達一至兩成，但本地人、非華人、內地人3種群體「各自修行」的情况十分普遍，唯一較常見的例外是白人男學生與華人女學生的情侶組合。
香港的情况當然沒有嚴重到種族隔離或迫害，但看不見的族群圍牆更是難解。我們訪問過的移民，大多覺得港人表面友善，但就是難以交心，彼此來往，更多屬於工具性質，即從解決實際需要出發，問功課、做project、談生意、工作溝通、買物找贖之類。
面對外來者與本地社群的格格不入，一般人或會從外來者本身的性格或族群特質去尋求解釋：封閉、自大、頑固、無能、愛搞小圈子等，這就犯了過分倚賴以個人（微觀）因素解釋社會結構（宏觀）問題的毛病。
族群凝聚力（ethnic solidarity）並非先天附於某民族的基因，也全非文化使然，而是對外力壓迫的反應。當一個群體被外人排斥，自然的反應便是內聚，因此族群邊界是由外部內部共同構築的。
對移民群體而言，主流社會的冷漠、歧視與制度的不利，使其感到挫折，他們唯有變得更團結、更親密，以彌補未能滿足的工具與情感需要。因此有了「唐人街」、「小東京」、「小印度」、「重慶大廈」等社會學家所稱的族群聚落或貧民窟（ethnic enclaves or ghettos），在裏面，移民彼此「同聲同氣」，講家鄉話、食家鄉菜，能滿足情感需要；守望相助，交流資訊，做交易，則可滿足工具需要。如果移民在立穩腳跟之後，仍安於退守在族群聚落的避風港，他們就會從被孤立走向自我孤立，一直做社會的「陌生人」，這又為主流族群譴責他們自我封閉提供了「證據」。
當陌生人愈來愈多，本地人便會對其更加恐懼，將其描繪得更具威脅，排斥的行為將更趨激烈，由漠然、忽略，轉為憤怒、攻擊，這便造成了惡性循環：外來者更難、更不願接觸主流社會，其陌生人的特質被加強，族群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牢固，結果牆外人不進來，牆內人也跑不出去。這樣下去，香港會出現一個又一個圍城，後果堪慮。
既然族群邊界是由內外雙方共同構建的，本地人單方面要求外來者走出其避風港，甚至要他們變成本地人——講本地話、擁抱本地文化，甚至反對其來源地的價值觀（某些港人以此為接納內地移民的前提），這難免不通情理，強人所難。雖云「客從主便」，但主場者可否寬容一點，不用動輒叫人「滾回去」？
移民投入新生活，本來已面對與過去生活的斷裂，他們親近來源地所屬族群，利用其族群資本（ethnic capital）以應對移居地的不利與困難，也屬無可厚非。要整合（integrate）移民，使其融入本地社會，單憑移民自身的努力是遠不足夠的，還需要本地人的行動配合，共同締造促進族群融和的社會結構。
以政策推動個人解決社會結構問題
社會的構成基礎在於個人，意義不斷在個人之間的互動中產生，因此個人行為每時每刻建構着社會真實。在反思的當下，個人將可擺脫社會制約，踏出改變的步伐。社會學的洞察力，可以幫助個人突破社會控制的神祕面紗，使其意識到一切是可塑造的，由此領悟到沒有固定的族群邊界，更沒有天然的、不可超越的限制。個人的覺醒、行動的改變，可以慢慢「蠶食」既定的社會結構。異族通婚便是極好的例子，來自不同族群的人，能跨越各種障礙而成為戀人、家人，那麼其他族群成員要成為朋友、伙伴，也不見有天大困難。而目前，中港婚姻已佔每年本地婚姻登記三分之一以上。
好的政策能鼓勵個人作出好的轉變。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僱主應該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在社會結構上提供更多的機會予個人，鼓勵他們跨越族群界限、接觸、溝通、互動，從而透過個人真實的生活經驗，慢慢取代刻板印象，最終達成社會真實的再建（social reality re-construction）。
在社會與個人之間，有着各種中間機構（middle institutions）作為連接。政策制訂者可以創造或利用原有的中間機構，促使來自不同族群的個人有更多機會混合，以至融和。社會心理學指出，人喜歡與自己近似的人，由於族群往往是一個人決定性的主要身分，使得相同族群的人自然地傾向聚集。政策介入的目的便是要逆轉不合意的趨勢，將群體「打散」，還原成不分族群背景的個人，為他們在日常生活社交層面創造無背景包袱、輕鬆的、非正式的交流機會。
此處舉一些粗略的例子：如大學管理層可以拿出一筆資金作學生活動經費，但有條件限制，要求參與者必須包含一定比例的非本地生；又如幫助新來港人士的機構除了協助其解決基本生活問題，更可以為本地人與移民搭建社交平台；僱主也可以為員工主辦聯誼活動，使不同背景的員工有了工作場所以外的交往機會。各類中間機構應全面發揮類似的橋樑及中介（bridging and mediating）功能，在未成或已成之牆開出缺口。
先前大學的情况卻是反面教材：在本地大學學制「三改四」之前，內地生來港就讀，需要多讀一年先修班，所以來港首年主要是與其他內地生一同上課，這造成他們在香港初識的朋友都是內地人，待翌年正式與本地生一起讀一年級時，早已有了穩固的社交圈，使他們較不積極結交本地朋友。這正是中間機構削弱混和機會的反例。
死亡與重生
社會怎樣對待外人，能透視出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其實港人不如自己想像的包容、國際化、現代化。
香港過去的成功因素，是不拘一格，靈活變通，移民社區體現出四海一家，互助互諒，「同一屋簷下」的精神。可惜時至今日，社會反而逐漸趨向保守、封閉，視後來者為仇敵，不啻等於自廢（過去成功的）武功。香港一方面在文化上沒了以前的創新和活力，在經濟上又愈來愈倚賴做內地的「獨市生意」，最終必然走向沒落。唯有去蕪存菁、發掘，然後吸引和融合源源不絕的移民資本（immigrant capital），我城才能重新上路。當中政府的角色為何？社會如何建立適應時勢的「新移民論」？香港在全球人才競賽（global race for talents）又如何自處？容我們下星期再談。
陳國賁（ckb@ci-ss.org）
-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資深研究顧問
- 陳氏社會研究學院（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創辦人及主席
莊迪文（ctm@ci-ss.org）
- 陳氏社會研究學院（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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