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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隆中對》乃諸葛亮於208年與三顧草廬的劉備初次會面時所提出的「天下三分之計」，主宰着往後數十年劉備和蜀漢的基本戰略方針。儘管諸葛亮見微知著、洞燭機先，在劉備形勢最低迷時制定了《隆中對》這完整戰略，最終實現三國鼎立，可是亦同時令劉備與蜀漢的起跌與《隆中對》的成敗緊扣在一起，以致在《隆中對》破產後，蜀漢終未能跳出《隆中對》這框框，最後只是徒費心力。本文欲指出香港的發展軌迹與遭遇帶有《隆中對》和蜀漢興衰的影子，港人須引以為鑑，否則只會重蹈覆轍，令香港光輝不再。
《隆中對》中，諸葛亮的戰略構想是先取荊州，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勢，繼而從荊州、益州兩路進兵，以鉗形攻勢北伐中原統一全國。本文只針對劉備勢力奪取荊、益，以及之後關羽失荊州及劉備奪回荊州不果，使《隆中對》徹底破產，其餘在此不贅。在本文中劉備勢力代表香港，而孫權的東吳勢力則代表中國。
荊州為《隆中對》核心
根據中國軍事史專家黃樸民的看法，《隆中對》的最大敗筆與矛盾是劉備集團既要「跨有荊、益」，又要「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幾乎水火不容，特別是荊州乃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孫權斷不會眼睜睜看着這要地落入劉備手中，所以要維繫與東吳的聯盟關係，長遠而言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所以「荊州」在經濟上可以理解為香港的金融命脈，在政治上可理解為香港與中央在政改博弈中的重要籌碼。
荊州是當時中原人士逃避戰亂的熱門地點，使得當地人才鼎盛，這一點跟戰後香港十分相似。而赤壁之戰可理解為中國成功促成香港回歸，或香港華資打敗英資皆可。赤壁之戰後，劉備領荊州牧，攻取荊州南部四郡，令國力大增，奠定三國鼎立的基礎，這有如中國改革開放讓香港得到深圳及廣東省一帶作為其腹地，令香港得以逐步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樣地，劉備奪取益州亦可視為香港四大產業中金融業以外的其他三大產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服務）得到進一步發展，創造出香港經濟的最大版圖。
劉備在奪取益州及漢中後的一段短暫時間，是劉備集團及《隆中對》最輝煌的日子，達成了「跨有荊、益」，只待下一步兩路進兵中原，而這個「黃金時期」亦反映出天時地利人和俱備，可一時抵消《隆中對》的根本性缺陷。之不過梅菲定律（即「凡有可能出錯的事必會出錯」）也適用於戰略上，既然與孫權的矛盾沒有得到紓緩，那麼爆發也只是時間的問題，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也敵不過人性，令事情迅速朝着悲劇的方向發展。
關羽優越感心態失荊州
這裏所講的「人性」就是指關羽。諸葛亮入川前，曾千叮萬囑關羽要「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可是關羽從來都沒有聽進去，即使早在關羽失荊州的4年前，孫劉兩方曾兵戎相見，導致雙方重新分割荊州，關羽還是不放東吳在眼內，屢次「單刀赴會」，連屬東吳主和派的魯肅也絲毫不給面子，最後孫權打算為其子娶關羽之女，關羽卻辱罵來使，斷送了孫劉聯盟，將孫權趕向曹操懷抱，親手促成了日後自身的敗亡。
關羽這種優越感心態存在於不少港人身上，導致陸港關係不必要地惡化及緊張，更直接令內地同情香港的一派失勢及「主戰派」的抬頭，情况就如同魯肅死後由主戰派的呂蒙擔任都督，決心襲取荊州。最麻煩的是，這種優越感心態會令自己故步自封、疏於防範，219年關羽北伐進攻樊城，不久即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好不威風，但同時間呂蒙已準備白衣渡江，偷襲江陵（荊州）了。
曾幾何時，香港與紐約倫敦合稱為「紐倫港」，但現在香港已被拋諸腦後，而另一方面，在香港金融業風光的背後，金融界實則已不再由香港人主持大局，高層管理職位早被大陸人與外籍人士佔據，這不就正是呂蒙白衣渡江，孫曹聯手攻滅關羽嗎？政治上，孫劉聯盟破裂就如同中央由一國兩制白皮書到人大8•31決定的一系列大動作、大轉變，務必要令關公敗走麥城，這自然會引起劉備為關羽報仇的夷陵之戰（佔中）。
劉備在夷陵之戰中的戰略指導，無論從《演義》或正史的角度來看，均有致命問題，令劉備不得不敗。《演義》中劉備興兵伐吳，孫權隨即派諸葛瑾見劉備，願意歸還荊州和孫夫人，縛還降將，可是劉備並不了解這些正是這場戰爭的戰略目標，應見好就收，但劉備卻執意攻滅東吳，將一場有限戰爭變成一場蜀國國力支撐不了的無限戰爭來打，這樣不敗也難。
在正史中，陸遜在夷陵之戰中僅以吳國的第一線兵力以弱勝強，擊破了劉備的精銳，但其實後面還有第二線諸葛瑾統兵駐公安，孫權自為第三線駐武昌。換言之，假使劉備擊敗了陸遜，還得應付第二與第三梯隊，且不說孫權還佔有地利，以逸待勞。
以上兩種角度所帶出的問題，與佔領行動的戰略指導問題，幾乎如出一轍。跟劉備一樣，佔領行動在開始不久即攻勢頓挫，卻不見好就收，以致行動曠日持久，「連營七百里」，焉得不敗？在徹底失去荊州的同時，亦耗盡了蜀國國力與精銳，令蜀國終三國之世只能偏安一隅，成為三國中最弱的一國，復興漢室亦成鏡花水月。
不能自我孤立於益州
依筆者看來，目前香港在經濟上還處於關羽水淹七軍之後的階段，還未敗走麥城，只要不急於求成，放低優越感心態，退守江陵，增強自己實力，要保住荊州應該不成問題。然而政治上香港已兵敗夷陵，元氣大傷，被迫退守益州，如不跳出《隆中對》這框框，就算諸葛亮六出祁山也只是徒勞無功，苟延殘喘而已。儘管如此，諸葛亮在劉禪繼位後隨即派鄧芝出使東吳，重建孫劉聯盟，是正確的一步，使三國鼎立再延續了40年。
但長遠而言，是魯肅的「天下二分之計」而非孔明的《隆中對》，才符合歷史的大趨勢。魯肅建議孫權先佔據全長江流域，再奪天下，預見了中國歷史日後南北對峙的「常態」，這一點魯肅、周瑜，甚至甘寧比諸葛亮更具戰略眼光——港人有必要重新研究在毋須嚴重犧牲自主性的情况下，如何深化與大陸的合作關係，與之一起創造更大的戰略優勢，藉以增加自己的生存空間。
無論經濟也好政治也好，港人也須盡力保住或恢復「荊州」，否則偏安西川根本毫無意義，早晚將無以為繼。不過荊州乃四戰之地，從關羽敗亡的例子可看出，須有高明的外交手腕才能保住這要地，切不能像關羽般剛愎自用，大意失荊州，亦不能像劉備般孤注一擲，斷送蜀國未來的一切可能。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隆中對》中，諸葛亮的戰略構想是先取荊州，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勢，繼而從荊州、益州兩路進兵，以鉗形攻勢北伐中原統一全國。本文只針對劉備勢力奪取荊、益，以及之後關羽失荊州及劉備奪回荊州不果，使《隆中對》徹底破產，其餘在此不贅。在本文中劉備勢力代表香港，而孫權的東吳勢力則代表中國。
荊州為《隆中對》核心
根據中國軍事史專家黃樸民的看法，《隆中對》的最大敗筆與矛盾是劉備集團既要「跨有荊、益」，又要「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幾乎水火不容，特別是荊州乃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孫權斷不會眼睜睜看着這要地落入劉備手中，所以要維繫與東吳的聯盟關係，長遠而言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所以「荊州」在經濟上可以理解為香港的金融命脈，在政治上可理解為香港與中央在政改博弈中的重要籌碼。
荊州是當時中原人士逃避戰亂的熱門地點，使得當地人才鼎盛，這一點跟戰後香港十分相似。而赤壁之戰可理解為中國成功促成香港回歸，或香港華資打敗英資皆可。赤壁之戰後，劉備領荊州牧，攻取荊州南部四郡，令國力大增，奠定三國鼎立的基礎，這有如中國改革開放讓香港得到深圳及廣東省一帶作為其腹地，令香港得以逐步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樣地，劉備奪取益州亦可視為香港四大產業中金融業以外的其他三大產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服務）得到進一步發展，創造出香港經濟的最大版圖。
劉備在奪取益州及漢中後的一段短暫時間，是劉備集團及《隆中對》最輝煌的日子，達成了「跨有荊、益」，只待下一步兩路進兵中原，而這個「黃金時期」亦反映出天時地利人和俱備，可一時抵消《隆中對》的根本性缺陷。之不過梅菲定律（即「凡有可能出錯的事必會出錯」）也適用於戰略上，既然與孫權的矛盾沒有得到紓緩，那麼爆發也只是時間的問題，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也敵不過人性，令事情迅速朝着悲劇的方向發展。
關羽優越感心態失荊州
這裏所講的「人性」就是指關羽。諸葛亮入川前，曾千叮萬囑關羽要「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可是關羽從來都沒有聽進去，即使早在關羽失荊州的4年前，孫劉兩方曾兵戎相見，導致雙方重新分割荊州，關羽還是不放東吳在眼內，屢次「單刀赴會」，連屬東吳主和派的魯肅也絲毫不給面子，最後孫權打算為其子娶關羽之女，關羽卻辱罵來使，斷送了孫劉聯盟，將孫權趕向曹操懷抱，親手促成了日後自身的敗亡。
關羽這種優越感心態存在於不少港人身上，導致陸港關係不必要地惡化及緊張，更直接令內地同情香港的一派失勢及「主戰派」的抬頭，情况就如同魯肅死後由主戰派的呂蒙擔任都督，決心襲取荊州。最麻煩的是，這種優越感心態會令自己故步自封、疏於防範，219年關羽北伐進攻樊城，不久即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好不威風，但同時間呂蒙已準備白衣渡江，偷襲江陵（荊州）了。
曾幾何時，香港與紐約倫敦合稱為「紐倫港」，但現在香港已被拋諸腦後，而另一方面，在香港金融業風光的背後，金融界實則已不再由香港人主持大局，高層管理職位早被大陸人與外籍人士佔據，這不就正是呂蒙白衣渡江，孫曹聯手攻滅關羽嗎？政治上，孫劉聯盟破裂就如同中央由一國兩制白皮書到人大8•31決定的一系列大動作、大轉變，務必要令關公敗走麥城，這自然會引起劉備為關羽報仇的夷陵之戰（佔中）。
劉備在夷陵之戰中的戰略指導，無論從《演義》或正史的角度來看，均有致命問題，令劉備不得不敗。《演義》中劉備興兵伐吳，孫權隨即派諸葛瑾見劉備，願意歸還荊州和孫夫人，縛還降將，可是劉備並不了解這些正是這場戰爭的戰略目標，應見好就收，但劉備卻執意攻滅東吳，將一場有限戰爭變成一場蜀國國力支撐不了的無限戰爭來打，這樣不敗也難。
在正史中，陸遜在夷陵之戰中僅以吳國的第一線兵力以弱勝強，擊破了劉備的精銳，但其實後面還有第二線諸葛瑾統兵駐公安，孫權自為第三線駐武昌。換言之，假使劉備擊敗了陸遜，還得應付第二與第三梯隊，且不說孫權還佔有地利，以逸待勞。
以上兩種角度所帶出的問題，與佔領行動的戰略指導問題，幾乎如出一轍。跟劉備一樣，佔領行動在開始不久即攻勢頓挫，卻不見好就收，以致行動曠日持久，「連營七百里」，焉得不敗？在徹底失去荊州的同時，亦耗盡了蜀國國力與精銳，令蜀國終三國之世只能偏安一隅，成為三國中最弱的一國，復興漢室亦成鏡花水月。
不能自我孤立於益州
依筆者看來，目前香港在經濟上還處於關羽水淹七軍之後的階段，還未敗走麥城，只要不急於求成，放低優越感心態，退守江陵，增強自己實力，要保住荊州應該不成問題。然而政治上香港已兵敗夷陵，元氣大傷，被迫退守益州，如不跳出《隆中對》這框框，就算諸葛亮六出祁山也只是徒勞無功，苟延殘喘而已。儘管如此，諸葛亮在劉禪繼位後隨即派鄧芝出使東吳，重建孫劉聯盟，是正確的一步，使三國鼎立再延續了40年。
但長遠而言，是魯肅的「天下二分之計」而非孔明的《隆中對》，才符合歷史的大趨勢。魯肅建議孫權先佔據全長江流域，再奪天下，預見了中國歷史日後南北對峙的「常態」，這一點魯肅、周瑜，甚至甘寧比諸葛亮更具戰略眼光——港人有必要重新研究在毋須嚴重犧牲自主性的情况下，如何深化與大陸的合作關係，與之一起創造更大的戰略優勢，藉以增加自己的生存空間。
無論經濟也好政治也好，港人也須盡力保住或恢復「荊州」，否則偏安西川根本毫無意義，早晚將無以為繼。不過荊州乃四戰之地，從關羽敗亡的例子可看出，須有高明的外交手腕才能保住這要地，切不能像關羽般剛愎自用，大意失荊州，亦不能像劉備般孤注一擲，斷送蜀國未來的一切可能。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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