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達人﹕自己社區自己救

【明報專訊】舊區重建，是否在該區建滿豪宅、大型商場，將舊區變成中高檔地段，市區重建局就叫做履行職責、功成身退？

那原本居住在那裏的人呢？都到哪裏去了？

舊區重建後，社區外表光鮮，有時更是奇怪突兀，背後一個個無形的人際社區網絡被摧毁，中低下階層居民被迫脫離原本的生活圈，在無甚選擇之下，無可奈何讓路給買得起天價樓的中上層階。


五年前馬頭圍道塌樓，當年對面的春田街及鶴園街等舊樓岌岌可危，因安全問題，很多居民急切希望重建，料不到市建局一口回絕，後來春田街雙號業主再申請「需求主導計劃」亦不果。


等至今年一月十六號，市建局終於宣布春田街畍R志街重建項目，這次聽不見「不遷不拆」，也不需勞動推土機出場，但這是否代表居民就真的可以求仁得仁、皆大歡喜？

只怕，開心得太早。


訪問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陳允中，他對市建局恨之入骨，說出跟辭職求去的市建局行政總監譚小瑩同一句話﹕「市建局不應做地產商。」因為舊區重建最該保留的，不是表面繁榮，


而是原本的人和社區網絡，同時也應建構民主社區。


「市建局是官版田生」

這次春田街、崇志街的重建項目，會由市建局獨立發展，提到市建局的角色，陳允中大為氣結﹕「市建局之前做錯太多嘢，當自己是發展商，我叫它做『官版田生』，因為它有《收回土地條例》，一個區只要紅筆一劃，一年後就變成官地。市建局公權力很大，又不用補地價，比田生更不堪，更不公平。」市建局收地後，有時拍賣予地產商，或和發展商合作，他狠批﹕「市建局像發展商一樣，處處賺到盡，這個定位是完全錯的。」市建局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市場失靈」，所以才需要由它來處理公眾利益問題，才不會偏袒，又即是社會公義。「發展商不會理會社會公義，趕人收地，起貴樓讓有錢人住，從而取代了原本的社區網絡，這就是社會不公義。」但偏偏，市建局就在做這樣的事。


免補地價 破壞社區建豪宅

「原本住這裏的人，應該有權住在原本的地方，唯一改變的是生活空間有改善，而不應是離開。」所以，陳允中提出市建局的第二項職責應是，保存社區網絡，但市建局只說不做。由以前囍帖街開始說起，居民街坊在附近返工上學，住了兩三代人，「社區網絡是支撐一個人在這裏生活，不是以租金、經濟計算，而是社會上的支持，亦即是有社會資本」。鄰居可幫忙照顧小朋友，店舖有隔籬檔主幫手睇住，若要你搬到別處，這些人際脈絡便隨即斷裂，沒有街坊支持，小店舖無以為繼，執紙皮的公公婆婆也失去了回收網絡，社區網絡崩塌。第三是，隨之而來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陳允中帶筆者到土瓜灣春田街走一回，可見附近多入住中低收入家庭。他說﹕「一拆一建豪宅，估算呎價一萬四千元以上，建一百五十個中小型單位，太貴了，能負擔的人走來買，會排斥原來的居民。」翻查資料，之前馬頭圍道賠償業主呎價九千七百八十五元，比市價還差一大截，業主其實買不回同類型單位。不止如此，「連帶旁邊住戶也受影響。這邊租金一升，隔籬的租金也升，整個地區全部高級化、仕紳化。市建局完全沒有做周遭街舖和住客的影響評估。」由此他下了一個精闢結論﹕「如果市建局是一個發展局，那就不需要存在了。」


土瓜灣、將軍澳同區？

狡猾的原區安置

春田街及鶴園街雙號重建，受影響約有一百一十六戶家庭及約十五所地舖，現下政策有樓換樓、現金補償、租戶特惠金及原區安置，至於在春田街興建一百五十個中小型單位，在現下呎價飈升的市道，對居民來說根本無任何幫助。陳允中愈說愈激動﹕「土瓜灣不能變成第二個觀塘，觀塘是一個災難！」如果市建局要做到符合社會公義、保存社區網絡和避免士紳化，他提出這樣的方法﹕「未來的方案，這裏最少要建部分公屋。假設春田街畍R志街現有一百一十六戶人受影響，約七十戶有上樓資格，將旁邊馬頭圍道現址的一半建成公屋，再建一部分資助房屋或居屋，以及一些私樓，便可將居民全數搬過隔籬街。」他說這種混合收入社區（mixed-income plan），是國際趨勢，可以避免一個地方成為有錢人的門禁社區（gated-community），鐵閘保安處處，這既會將地區標籤化，也加劇仇富情緒。而這種「原址安置」可以保留社區網絡，給居民更好的選擇，至於市建局的「原區安置」，陳允中則批﹕「好大鑊啊！這裏是九龍東，遠至將軍澳也算是原區安置，這是很狡猾的方法。」


自己做影響評估

陳允中的混合式方案，聽起來很理想，但市建局怎會從善如流？他也承認的確很難，不過，既然市建局只用發展商的思維做凍結人口調查，當苦主和居民都是賊，只想將賠償減至最低，那麼民間便要「自己社區自己救」，走上社區民主之路。現在所聽到的居民聲音說，希望早走早解決，他認為，這句說話的背後，有一種無力感，因為「權力小的人，很怕手上那微小的權力都會失去」，加上重建局社工也會「落藥」勸導，disempower你，一味說和市建局打官司打不贏，居民只能有限度地選擇，不敢妄想原址安置。但儘管居民現在覺得「無用」，但陳允中和其他社運人士卻落力游說居民說「可以試」，幫居民慢慢建立信心。市建局不做影響評估，他們便靠民間的微小力量，自動自覺，在受影響的五百米範圍內開始做調查，但民間調查無身分無資源，實行得分外吃力。但他說﹕「這個過程需要轉化，像雨傘運動一樣，也需要時間。」


民主不一定比對抗慢

「所謂民主模式，即是『內化衝突』。獨裁即是關上門，任由你在外面拍門抗議，但民主呢？是打開門，有意見啊？進來傾，大家一起傾。」由下而上的規劃，是居民、街坊、附近商舖，甚至已搬走的馬頭圍居民，都可以坐埋一齊，說說他們需要什麼，大家傾出民間方案。而他強調﹕「民主不一定慢，其實對抗更慢。」現在春田街這個項目，市建局預計二○二三至二四年落成，一個小重建項目，足足花費八年長時間，因為準備有居民對抗延誤工程，但陳允中估計﹕「真正民主的話，最多四年，一半時間已做到。」若市建局以參與（engage）的方式，取代衝突，仔細調查，以及由下而上聽取居民意見，兩年已可有定案，然後再花兩年時間修建，馬上變成「雙贏局面」。再加上現在有幾個政治機會，像二十六萬人等公屋大隊已經太長，在土瓜灣興建公屋，可以避免插隊，所以他有信心，香港社會都會同意。


他說得眼神堅定﹕「若不爭取，很快放棄、周圍的人都告訴你要放棄，你就變成了順民。」經歷過天星、皇后碼頭事件，陳允中到了二○○六年灣仔藍屋重建，也曾加入爭取「留屋留人」的戰線。當時街坊沒有信心，認為沒有政策怎可留低，於是有些人接受賠償後悄然離開，兩年後，終於爭取到，三分一人留了下來，但離開的已不能再回頭，追悔莫及。他又舉另一例，如菜園村，猶記得他們的「不遷不拆」，但村民也不放棄，到最後小部分人原村留下，大部分村民可搬到二十分鐘路程的菜園新村，領到復耕牌，雖然新村因路權等問題尚在修建，村民仍住在臨時屋，但至少大部分村民仍能聚在一起生活。甚至早在他到台大修讀建築與城鄉規劃碩士時，也投入了社區運動，在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厚德）社區，後來也爭取到興建公園、親子會堂等設施。社區運動，就如他所說，有時「階段性勝利」，也是需要的。


默默播種 「民主可當飯食」

陳允中是馬來西亞華人，在一九八七年到台灣留學，當時正值台灣爭取民主的年代，至一九九六年碩士畢業後離開，他看着台灣民主化的進程，有所感慨﹕「如果大家可以選舉投票，卻對自己的社區漠不關心，只交由代表處理，那很不可靠。所以我們說直接民主也很重要，有議會民主的同時，也要有社區民主，大家要關心社區大小事務，例如興建公園、老人院或關心託兒政策等，除了由區議員、地方代表去出面，居民和街坊也可以自我組織，成立關注組，主動團結爭取或阻止一件事情發生，培養公民意識。」換句話說，如果大家都想有一個公園，透過爭取，公園便會出現，如果大家都想保留一家小食店，也透過爭取，小食店也可以留下，自己的社區自己救，民主體現於生活當中，如陳允中所說﹕「民主可以當飯食。」


有民選政府 才有民主化市建局

在台灣畢業後，陳允中到美國UCLA取得城市規劃博士學位，為何最後會選擇留在香港？他說﹕「我是一個『國際主義者』，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便留下來。」那時他看到香港有當年台灣民主進程的影子，他說﹕「民主，北京給你幾多就是幾多，這是獨裁者的邏輯。你不能反抗，他們背後有權力，也說你阻住其他人，不斷給你搞分化和壓力，將爭取民主變成『搞搞震』，所有對抗獨裁者的過程都是一樣的。」既然如此，他便索性留在這裏當「搞搞震」的人。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更是尷尬難行，但他想﹕「雖然暫時未想到辦法，但有些事情還是可以繼續做的」。由學生罷課開始組織公民學堂，到雨傘廣場的流動民主課室，這樣的社區講堂也不是順順利利，有一次，雨傘運動還未結束，他和公民黨議員到美孚，辦座談講民主，有親建制派到來踩場，原本兩小時的座談，一小時便被迫收隊。「其實要接觸街坊，已經很難，若對方有策略要封殺你，更是辛苦。」直到現在，每逢星期六繼續有流動民主課室，請來不同學者開講，他和其他學者還在籌備網上雜誌，他認為﹕「現不能稱為後雨傘革命時期，因為雨傘運動還沒有完。」一天未有真民主，一天雨傘運動還未完結。「獨裁政權想要控制你，所以理想的社區現在還不會在香港出現，除非換政府，單是換長官沒有用，換成一個民選政府，用真民主選出來，有民意壓力，迫使市建局民主化、城規會民主化，由下而上的社區規劃，才有可能發生。」現在，他仍穿梭於社區街道之間，以他的行動力，一步一腳印，為社區民主播種。


文/ 李寶瑜

圖/ 葉家豪、受訪者提供

編輯/王芷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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