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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最近亞洲和西方評論界，因為資深中國通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將臨的中國崩裂〉的文章，再次掀起了「中共是否快倒台」的討論。這種環繞「中國崩潰論」的爭議，自從蘇聯瓦解之後便老是常出現，但沒有一次準確。沈大偉的文章，到底有何特別，可以再次掀起討論？
「中國崩潰論」老是常出現
沈大偉的論點，難說獨特。他認為習近平的反貪運動，打擊面大，在黨內樹立衆多敵人，令精英派系互相平衡的管治格局難再維持。中國有產精英無不急着找方法將財富轉移到海外，以及北京大大加強對文化、媒體與教育的控制顯示的不安全感，都是中國變局將臨的徵兆。
沈的文章引起廣泛注意，其實並非因為這些有點人云亦云的論點，而更多是因為沈的身分。沈在衆多西方中國通中，一直被歸類為與中共友好的一類。中國外交學院在去年發表《美國知華派評估報告》，將沈選為最有影響力中國觀察家的第二名。而沈在過去10多年，經常進出中共中央黨校交流，與中國不少權力精英有深厚交往。沈的著作，一直都強調中共政權穩定能耐，唱好多過唱淡。
現在沈忽然出來高調預言中共倒台，熟悉他的論者都問：是他從中共內部聽到什麼外界不知道的資訊嗎？他為何會冒着與中共關係惡化的風險寫這篇沒有必要的文章？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只有沈本人才知道。客觀地評價他的論點，我們可以說他對中共危機的判斷，基本正確，但也有重要遺漏，所以無法看到除了政權崩塌之外，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危機，也可能導致另一個結局：中國政體的北韓化。
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危機
中國在去年的經濟增長只得7.4%，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數值。當然7.4%的增長率相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還是一個令人羡慕的高數值。但對真正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觀察者來說，卻是令人心寒。
出口依賴的中國經濟在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後一度極速下滑。當時北京急急推出大規模的財政與金融刺激，命令國有銀行積極放貸，推高社會投資，對冲出口下滑帶來的衝擊。結果與國有銀行關係密切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瘋狂借貸，不理長遠利潤爭相展開各種建設。很多白宮級的地方政府建築物、不理產能嚴重過剩加建的鋼廠、各地的鬼商場及鬼城，都是在這段時間建成。
這些效益低下的建設令地方政府和企業單位負債纍纍。渣打銀行在去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整體債務佔GDP，已經從2008年的147%增加到2014年中的250%，超過了大部分其他新興國家，達到非常危險的水平。最近Mckinsey的報告，更算出有關數值在今年2月已達282%。經濟減速，企業和地方政府收入減少，他們還款和支付利息，將愈加困難。這個負債與GDP的比例，一定會繼續飈升。根據德意志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負債嚴重的各地地方政府，將會面對中國自1980年之後從未遇過的巨大財政危機。若部分負債單位撇帳，衝擊銀行體系，則會令經濟下滑加劇，然後迫使更多負債單位撇帳，造成惡性循環，使經濟減速演變成更嚴重的事態。
無論中國經濟最後是硬着陸還是軟着陸，其經濟將不再高飛，已是毫無懸念。問題是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政治穩定，很大程度是拜高增長所賜。高增長不單令大部分家庭的生活得到持續改善，更讓地方政府能有充裕維穩經費去監控與收買抗爭者、異議者。經濟轉勢，這種穩定能否繼續維持，是很大的問號。
就在中國經濟形勢變壞之際，海內外媒體皆被習的反貪打虎運動嚇得目瞪口呆。但大家忘記了習的崛起，其實充滿隨機性。在歷代中共領袖中，毛澤東與鄧小平帶着革命時代的戰功當政，鄧更有結束文革的光環。後來的江澤民和胡錦濤，均是由鄧小平挑選，在得到黨內元老認可下上台。習近平則是首個通過中共派系互相妥協產生的領袖，其合法性可說是比之前的歷任領導都弱。
習近平快要執政時，發生了王立軍事件。王向美國使館和北京提供了什麼秘密資訊自保，到現在仍是一個謎。但這幾年不斷流傳的有關其他太子黨密謀政變推翻習的謠言，聽起來一點也不誇張。如果有關謠傳屬實，那麼習一上台即發動打貪運動，便變得不難理解。習要打破黨內鬥爭的潛規則不斷拉大老虎下馬，就是要建立一種恐怖氣氛，強迫不服他領導的其他太子黨派系向他俯首稱臣。沈大偉等問的，正是這樣嚴厲的打貪運動，會否迫使走投無路的權貴聯合起來向習反撲，令中共內部鬥爭白熱化？
北韓夢
根據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經濟危機引起的草根社會躁動若遇上體制內的精英分裂，政權崩塌或轉型的機會便大大增加。中國經濟滑坡與中共黨內鬥爭，絕對有可能引領中國走上這條道路。但同時我們也不可以忽略其他可能性。
1989年之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維權人士與自主組織的控制與撲滅愈加嚴密。在沒有中間層的組織與領導下，由經濟滑坡帶來的民憤，可能難以聚合成有實力的政治挑戰。而被習近平反貪逼迫得喘不過氣來的其他黨內精英，就算多不滿習路線，也會計算到萬一內鬥加劇導致政權轉型，他們將可能失去一切特權，所以不敢公開挑戰他，只好乖乖地接受習威權。但習的清洗觸動太多利益，也開了清算前朝人的先例。他會不會因為擔心一旦任滿便遭清算，而嘗試回復終身抱權不放的亞洲威權常態，甚至建立權力世襲的體制？
如果中共成功熬過現時的經濟政治危機，其愈來愈歇斯底里的社會控制與黨內清洗，會不會讓中國的政治體制向北韓趨同？當然，中國的經濟比北韓多元開放，怎樣下滑，也難想像中共統治會完全蛻變成為北韓般封閉。但早在2012年，當時的國家領導胡錦濤，便明言北韓的政治控制模式值得學習。中國政體的北韓化，可能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遠。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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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崩潰論」老是常出現
沈大偉的論點，難說獨特。他認為習近平的反貪運動，打擊面大，在黨內樹立衆多敵人，令精英派系互相平衡的管治格局難再維持。中國有產精英無不急着找方法將財富轉移到海外，以及北京大大加強對文化、媒體與教育的控制顯示的不安全感，都是中國變局將臨的徵兆。
沈的文章引起廣泛注意，其實並非因為這些有點人云亦云的論點，而更多是因為沈的身分。沈在衆多西方中國通中，一直被歸類為與中共友好的一類。中國外交學院在去年發表《美國知華派評估報告》，將沈選為最有影響力中國觀察家的第二名。而沈在過去10多年，經常進出中共中央黨校交流，與中國不少權力精英有深厚交往。沈的著作，一直都強調中共政權穩定能耐，唱好多過唱淡。
現在沈忽然出來高調預言中共倒台，熟悉他的論者都問：是他從中共內部聽到什麼外界不知道的資訊嗎？他為何會冒着與中共關係惡化的風險寫這篇沒有必要的文章？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只有沈本人才知道。客觀地評價他的論點，我們可以說他對中共危機的判斷，基本正確，但也有重要遺漏，所以無法看到除了政權崩塌之外，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危機，也可能導致另一個結局：中國政體的北韓化。
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危機
中國在去年的經濟增長只得7.4%，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數值。當然7.4%的增長率相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還是一個令人羡慕的高數值。但對真正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觀察者來說，卻是令人心寒。
出口依賴的中國經濟在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後一度極速下滑。當時北京急急推出大規模的財政與金融刺激，命令國有銀行積極放貸，推高社會投資，對冲出口下滑帶來的衝擊。結果與國有銀行關係密切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瘋狂借貸，不理長遠利潤爭相展開各種建設。很多白宮級的地方政府建築物、不理產能嚴重過剩加建的鋼廠、各地的鬼商場及鬼城，都是在這段時間建成。
這些效益低下的建設令地方政府和企業單位負債纍纍。渣打銀行在去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整體債務佔GDP，已經從2008年的147%增加到2014年中的250%，超過了大部分其他新興國家，達到非常危險的水平。最近Mckinsey的報告，更算出有關數值在今年2月已達282%。經濟減速，企業和地方政府收入減少，他們還款和支付利息，將愈加困難。這個負債與GDP的比例，一定會繼續飈升。根據德意志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負債嚴重的各地地方政府，將會面對中國自1980年之後從未遇過的巨大財政危機。若部分負債單位撇帳，衝擊銀行體系，則會令經濟下滑加劇，然後迫使更多負債單位撇帳，造成惡性循環，使經濟減速演變成更嚴重的事態。
無論中國經濟最後是硬着陸還是軟着陸，其經濟將不再高飛，已是毫無懸念。問題是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政治穩定，很大程度是拜高增長所賜。高增長不單令大部分家庭的生活得到持續改善，更讓地方政府能有充裕維穩經費去監控與收買抗爭者、異議者。經濟轉勢，這種穩定能否繼續維持，是很大的問號。
就在中國經濟形勢變壞之際，海內外媒體皆被習的反貪打虎運動嚇得目瞪口呆。但大家忘記了習的崛起，其實充滿隨機性。在歷代中共領袖中，毛澤東與鄧小平帶着革命時代的戰功當政，鄧更有結束文革的光環。後來的江澤民和胡錦濤，均是由鄧小平挑選，在得到黨內元老認可下上台。習近平則是首個通過中共派系互相妥協產生的領袖，其合法性可說是比之前的歷任領導都弱。
習近平快要執政時，發生了王立軍事件。王向美國使館和北京提供了什麼秘密資訊自保，到現在仍是一個謎。但這幾年不斷流傳的有關其他太子黨密謀政變推翻習的謠言，聽起來一點也不誇張。如果有關謠傳屬實，那麼習一上台即發動打貪運動，便變得不難理解。習要打破黨內鬥爭的潛規則不斷拉大老虎下馬，就是要建立一種恐怖氣氛，強迫不服他領導的其他太子黨派系向他俯首稱臣。沈大偉等問的，正是這樣嚴厲的打貪運動，會否迫使走投無路的權貴聯合起來向習反撲，令中共內部鬥爭白熱化？
北韓夢
根據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經濟危機引起的草根社會躁動若遇上體制內的精英分裂，政權崩塌或轉型的機會便大大增加。中國經濟滑坡與中共黨內鬥爭，絕對有可能引領中國走上這條道路。但同時我們也不可以忽略其他可能性。
1989年之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維權人士與自主組織的控制與撲滅愈加嚴密。在沒有中間層的組織與領導下，由經濟滑坡帶來的民憤，可能難以聚合成有實力的政治挑戰。而被習近平反貪逼迫得喘不過氣來的其他黨內精英，就算多不滿習路線，也會計算到萬一內鬥加劇導致政權轉型，他們將可能失去一切特權，所以不敢公開挑戰他，只好乖乖地接受習威權。但習的清洗觸動太多利益，也開了清算前朝人的先例。他會不會因為擔心一旦任滿便遭清算，而嘗試回復終身抱權不放的亞洲威權常態，甚至建立權力世襲的體制？
如果中共成功熬過現時的經濟政治危機，其愈來愈歇斯底里的社會控制與黨內清洗，會不會讓中國的政治體制向北韓趨同？當然，中國的經濟比北韓多元開放，怎樣下滑，也難想像中共統治會完全蛻變成為北韓般封閉。但早在2012年，當時的國家領導胡錦濤，便明言北韓的政治控制模式值得學習。中國政體的北韓化，可能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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