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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因病逝世，結束傳奇一生。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奉行威權主義發展模式，一邊限制言論自由和壓制政治異見，一邊致力經濟發展和創造新的機遇。新加坡這片彈丸之地，在獨立後成功排除萬難穩住陣腳，成為今時今日繁榮法治的國家，李光耀無疑居功至偉，就連很多中國學者以至政府高層，都希望複製其經驗。但「新加坡模式」在當地能夠成功，有着複雜的地緣政治和歷史因素，既非任何國家複製得來，更不應盲目照搬，何况現今愈來愈多新加坡人也渴望更多民主，開始反思行之數十年的專制管治模式。
強鄰環伺形勢逼人
造就威權管治求存
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時，沒有多少人看好這個國家的發展前景。新加坡既缺乏土地和資源，連供水也要依靠馬來西亞，可是李光耀出任星洲總理30年間，化腐朽為神奇，不僅引領新加坡經濟高速增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還確立起一套法治高效廉潔的制度。李光耀一邊強調高薪養廉反貪腐，一邊大力推動教育栽培政商精英。儘管新加坡人口以華人為主，但也有不少馬來人和印度人，為了平衡族群利益及社會穩定，李光耀選擇將英語定位為「第一語言」，並作為不同族群間的主要通行語和教學語，努力將新加坡建設成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社會。
外交方面，李光耀是一個洞察力極強的務實主義外交戰略家，對於亞太區勢力平衡的掌握以及對國際形勢變化的觸覺，都非常敏銳。雖然李光耀在冷戰時代曾以反共見稱，但隨着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取得突破，李光耀顯然也意識到國際形勢將起巨變，於70年代中開始積極與中國交往，先後訪華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會晤。儘管李光耀主張拉攏美國「平衡」中國影響力，但他同時也是東盟中率先強調中國改革發展對東南亞不會構成威脅、只會帶來機遇的政治領袖。
李光耀在內政外交上的居安思危視野，很大程度源於新加坡所面對的獨特地緣政治環境。強鄰環伺下，李光耀明顯認為新加坡唯有奮發自強，不能有絲毫行差踏錯，否則連獨立生存下去也成疑問。為此，他對內極度強調社會穩定團結，寧信精英善治而不信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外交上則致力游走於大國之間，謀求維持地區勢力平衡，以確保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能在列強角力中生存。這亦是為何他近年經常主張「中美共治」才是亞太區最好的平衡，認為美國在重塑國際新秩序上應與中國合作而非阻止中國崛起，但同時又強調美國在亞太區的存在對地區穩定非常重要。
受李光耀這套治國思維影響，星洲民眾長期以來都有非常高的危機意識；新加坡當局過去能夠以高效廉潔善治帶來繁榮穩定，換取公眾普遍接受威權主義專制管治和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一大原因亦在於此。近年來，中國一些學者以及政府高層都很欣賞新加坡，認為由李光耀所創建的「新加坡模式」，成功將自由市場與威權主義結合，帶來了長期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覺得是中國治理改革的重要參考。新加坡也樂得輸出經驗，除了投資中國，近20年來還不間斷的協助培訓數以萬計的中國官員。
時移世易星民求變
星洲模式不宜照抄
可是「新加坡模式」明顯有其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只宜視為一個特例，不應視為一套具有普世性和可複製的發展模式。作為一個強鄰環伺的小國，新加坡政府可以靠經濟實惠和危機感團結國民，但中國無論在地緣政治環境、國情、國力和領土人口規模等方面都與新加坡差天異地，根本不應也不可能硬套照搬「新加坡模式」。舉例說，雖然習近平高舉反腐倡廉，但新加坡的高薪養廉策略，就未必能簡單照搬到當前的中國，因為新加坡政府人事規模精簡、不重排場，相比下中國的官僚架構就非常臃腫。
事實上，經過半世紀的發展，新加坡人民也開始思索國家未來的發展道路，是否應當調整。2011年大選，由李光耀創立的執政人民行動黨，雖然繼續得以掌握國會絕大多數議席，但得票率只有六成，是數十年來最低，反映人心思變，渴求更多民主。當地貧富懸殊加劇，特別是外來移民的大量引入，也激起民眾不滿，新加坡政府上月就調整了稅收政策，提高對最富裕居民的徵稅，以便支持在公共醫療和退休保障方面急增的支出。時移世易，當新加坡人也在思考是否需要在政治和經濟上有所改變，任何國家地區試圖硬套新加坡發展模式的結果，只會是東施效顰。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強鄰環伺形勢逼人
造就威權管治求存
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時，沒有多少人看好這個國家的發展前景。新加坡既缺乏土地和資源，連供水也要依靠馬來西亞，可是李光耀出任星洲總理30年間，化腐朽為神奇，不僅引領新加坡經濟高速增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還確立起一套法治高效廉潔的制度。李光耀一邊強調高薪養廉反貪腐，一邊大力推動教育栽培政商精英。儘管新加坡人口以華人為主，但也有不少馬來人和印度人，為了平衡族群利益及社會穩定，李光耀選擇將英語定位為「第一語言」，並作為不同族群間的主要通行語和教學語，努力將新加坡建設成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社會。
外交方面，李光耀是一個洞察力極強的務實主義外交戰略家，對於亞太區勢力平衡的掌握以及對國際形勢變化的觸覺，都非常敏銳。雖然李光耀在冷戰時代曾以反共見稱，但隨着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取得突破，李光耀顯然也意識到國際形勢將起巨變，於70年代中開始積極與中國交往，先後訪華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會晤。儘管李光耀主張拉攏美國「平衡」中國影響力，但他同時也是東盟中率先強調中國改革發展對東南亞不會構成威脅、只會帶來機遇的政治領袖。
李光耀在內政外交上的居安思危視野，很大程度源於新加坡所面對的獨特地緣政治環境。強鄰環伺下，李光耀明顯認為新加坡唯有奮發自強，不能有絲毫行差踏錯，否則連獨立生存下去也成疑問。為此，他對內極度強調社會穩定團結，寧信精英善治而不信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外交上則致力游走於大國之間，謀求維持地區勢力平衡，以確保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能在列強角力中生存。這亦是為何他近年經常主張「中美共治」才是亞太區最好的平衡，認為美國在重塑國際新秩序上應與中國合作而非阻止中國崛起，但同時又強調美國在亞太區的存在對地區穩定非常重要。
受李光耀這套治國思維影響，星洲民眾長期以來都有非常高的危機意識；新加坡當局過去能夠以高效廉潔善治帶來繁榮穩定，換取公眾普遍接受威權主義專制管治和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一大原因亦在於此。近年來，中國一些學者以及政府高層都很欣賞新加坡，認為由李光耀所創建的「新加坡模式」，成功將自由市場與威權主義結合，帶來了長期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覺得是中國治理改革的重要參考。新加坡也樂得輸出經驗，除了投資中國，近20年來還不間斷的協助培訓數以萬計的中國官員。
時移世易星民求變
星洲模式不宜照抄
可是「新加坡模式」明顯有其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只宜視為一個特例，不應視為一套具有普世性和可複製的發展模式。作為一個強鄰環伺的小國，新加坡政府可以靠經濟實惠和危機感團結國民，但中國無論在地緣政治環境、國情、國力和領土人口規模等方面都與新加坡差天異地，根本不應也不可能硬套照搬「新加坡模式」。舉例說，雖然習近平高舉反腐倡廉，但新加坡的高薪養廉策略，就未必能簡單照搬到當前的中國，因為新加坡政府人事規模精簡、不重排場，相比下中國的官僚架構就非常臃腫。
事實上，經過半世紀的發展，新加坡人民也開始思索國家未來的發展道路，是否應當調整。2011年大選，由李光耀創立的執政人民行動黨，雖然繼續得以掌握國會絕大多數議席，但得票率只有六成，是數十年來最低，反映人心思變，渴求更多民主。當地貧富懸殊加劇，特別是外來移民的大量引入，也激起民眾不滿，新加坡政府上月就調整了稅收政策，提高對最富裕居民的徵稅，以便支持在公共醫療和退休保障方面急增的支出。時移世易，當新加坡人也在思考是否需要在政治和經濟上有所改變，任何國家地區試圖硬套新加坡發展模式的結果，只會是東施效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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