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傑﹕示威群龍無首，吉？

【明報專訊】在剛過去的周日，並未發生如網絡流傳的全港反水客示威。除了在禮賓府的零星抗議，以及「反反水貨客」的示威和慢駛遊行外，市面大致平靜。不過，就在前一個周日，反水客示威者「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先在上水集會，再「突襲」屯門，結果惹來「欺負老弱婦孺」的公憤，最後示威於尖沙嘴集會，跟警方推撞後散去。事後香港跟大陸的輿論罵戰連場，焦點落入示威活動的發起者身上——「本土民主前線」以及部分熱血公民的成員。的確，他們的代表人物於爭論中不斷替反水客示威者說項，而且更替弄哭小女孩及推跌老翁的行為辯護，無疑是在公憤上火上加油。


不過話說回來，「本土民主前線」的黃台仰有一點沒有說錯：反水貨示威活動的發起者，確是無法控制參與市民的行動。一眾發起人看來都是於事後替示威活動自圓其說，事前盡量「造勢」，多於能精心策劃示威行動的佈局和參與者的行動細節。在剛過去的周日的平靜氣氛，以及再上一個周日的亂局，是否都在反水客組織者的計算之中？我看未必。


這大概就是「沒有大台、只有群眾」的政治現實。「大台」，意思是社會運動的組織者，而群眾便是參與者。在雨傘運動之時，站在台上的組織者，亦不斷遭受「拆大台」的挑戰。及後運動的佔領行為、各「村」的運作，以及退不退場，「大台」上的學聯、學民和三子，似乎都未必能指揮得了。當然，他們發放的信息，仍是極具新聞價值，也可能影響現場群眾的士氣或行為（例如是否要「衝」龍和道等）；但當時事態的發展，相信他們或許也心中無底。


「機會結構」的利用

跟上述「現實」相映成趣的是，社會運動理論的常見研究焦點，正就是「大台」——社會運動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SMO）的形態（formation）。社會運動，目標在於改變社會常規、改變建制，以至改變社會文化。改變社會，需要熱血和激情，但更需要持續的精密行動、組織，以及蒐集充足的社會資源作持久戰。是故社會運動組織的形態，以及組織者如何能充分利用「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盡力利用社會運動組織者以外的有利因素或動力「造勢」，是社會運動研究的熱門課題。


「機會結構」是一個各門各派爭相演繹，所以內容混亂多變的概念。簡單來說，這概念原先是分析社會運動組織者如何能於社會制度中尋找助力——當權陣營中的溫和派、建制內部的制衡力量（例如立法機關內不同黨派、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覆議，又或行政部門之間的運作機制）、其他組織或制度（例如宗教組織、志願機構、家族宗親等社會網絡），以至是傳統習俗及社會文化變遷等。及後，傳播學者集中研究媒體與社會運動組織之間的互動，並借用「機會結構」的理論，探討 「媒體框架」（media framing，指媒體如何呈現社會現實）以及「論述機會結構」（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指社會對現實的論述，是如何在媒體與不同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而來）等課題。


無論名目如何，以上研究題目「八九不離十」的主要目的，在於社會運動組織者如何能把握其他的助力，推動社會改變。「機會結構」的學說，分析組織者如何藉建制的內部矛盾「造勢」（例如把社會運動的目標，跟政治改革或反對派上台的目標互相結合）。「媒體框架」及「論述機會結構」則在於探討社會運動組織者如何能適應媒體「跑新聞」的需要之餘，又能推動社會議題，以至是爭取成為媒體認可及信任的消息來源，以抗衡官方及資本力量對媒體的影響力。


上述研究大都是以社會運動組織者的角度出發，探究組織者或組織本身如何能好好善用各種機會結構和媒體的曝光。問題是，當組織者對參與群眾的影響力日漸變得複雜，群眾動員愈來愈傾向自發，多於響應組織者的號召和指揮，那社會運動的形態，又會有何變化？


形象政治

首先，是社會運動組織者的個人形象變得愈來愈重要。當然，領導形象從來都重要的。惟在組織嚴密的社會運動中，組織本身的網絡和科層結構，都會發揮「樁腳」的作用——即使領袖「出了事」，組織內仍有其他領導人可以出來穩住軍心，組織成員亦會使運動繼續運作下去。然而，在自發的群眾動員中，社會運動組織的作用主要是「搭台」，以吸引來自五湖四海、互不認識、且可能跟組織素來無關的人士來「唱戲」。在這情况下，社運組織對「唱戲」的民眾的影響力，則主要是領導的形象「啱唔啱feel」，所倡議的活動議題「得唔得」。如果領導的形象一旦「出事」，又或對議題做「錯」了決定，對群眾所產生的負面情緒，恐怕是組織所難以補救的。


其二，是媒體的用作對社運組織的作用愈來愈大。社運中人對媒體的感覺向來複雜：既要與之共舞，但又明白所謂的新聞價值，跟本身的社運目標，有時可以是難以磨合的。不過，在自發群眾動員日漸大行其道的局面，領導和組織的形象變得重要，是故媒體的作用便更大了。當然，大家如今可以透過新媒體去各說各話，百花齊放。不過，主流媒體的威力仍不容忽視。要知道，未必人人都有興趣或時間長期在新媒體追蹤個別社運領導或組織的論述。一旦電視畫面出現女孩痛哭、老人跌地、學生受傷、催淚彈煙霧等「震撼」畫面，民情的反應是何等強烈，相關的領導或組織（無論是抗爭者或政府）便百辭莫辯。


「大台難以指揮群眾」，是自發動員的群眾運動的新常態。這「群龍漸漸無首」的新社會運動，是代表民眾覺醒（群眾不再盲從組織，獨立思考）的吉兆？還是這意味了社會運動的組織問題：社運組織及領導人愈來愈要靠形象搞運動，以至在形象政治下，社運難以形成較有組織的科層結構，並難以預料運動的社會效果？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 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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