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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去年蒙沈大師（旭暉教授）提攜，講授英國殖民主義。不過，只有3個星期的時間，把大量資料塞給學生，師生叫苦。今年則有點不同，有7個星期的授課時間。課時多了，讓閱讀之跨度加大，而今年的主題就是殖民管治。
7個星期談管治，何以能夠專注？主要就是去蕪存菁，忍痛把一些街知巷聞的論述割掉，集中討論精華。先以殖民主義的論述為例。主流論述是，西方列強以經濟理由，拓展海外屬地以攫取資源及市場，學者P. J. Cain等已有專著敘述。然而，商家與帝國政府勾結海外市場，需要源源不絕的資金外，也需要民氣支持，否則哪裏有足夠的勞動力，有信心離鄉工作呢？所以，我們亦要理解，當時的社會各界怎樣理解帝國開天闢地的做法。著名社會主義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透過劇作，借劇中拿破崙提到英國人的性格，見神殺神，見縫插針，拓展海外勇者無懼，有原則但永無做錯。不要忘記，他的說法是19世紀英國人陰暗的一面。當時，這些說法與白人使命的說法並駕齊驅，即是說，西方白人是有責任輸出文明與教化「化外之民」。說到底，殖民主義與當時的種族優越感是有莫大的關係。
問題是，即便白人種族真的相當優越，面對比自己國土大好幾十倍的殖民地，不可能把所有國民搬到「化外之地」管治，亦要因時制宜，在有限的人力之下，管理最多的土地及人口。所以，盧加爵士（Lord Lugard）提出，在尼日利亞屬地得到全面實踐，然後再在各非洲殖民地及屬地推動「間接管治」，就大排用場。但是，我們更關心，間接管治如何落到實處，即是說，遠在天涯海角的殖民地官員，如何落實倫敦下達的命令呢？
間接管治 確保稅收
學者Kirk-Greene的一些有關殖民地官員的工作便箋內容，就可窺探一二。裏面有一份由非洲某地的地區專員，向上級匯報時，有關對「間接管治」的領悟，在於不能在地方土豪劣紳，即是酋長面前，指指點點，反而是要促成酋長在眾多族民之中，成為有行政立法及執法能力之地區領袖，配合其施政，至多，也頂多是做其顧問（Adviser）， 給予意見，而非行政主導。回看這個地區專員對間接管治的理解，與盧加爵士的著作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所述，如出一轍。當然，後人理解到，原來殖民地部為了推動間接管治，盧加爵士的著作就像聖經一樣，非洲官員一手一本，難怪地區專員之說法，與書中所述無異。
但是，我們倒不是專門了解英式「以夷制夷」的手法，而是間接管治的更深層原因：確保稅收暢順無礙。查英國殖民地的一大成功，在於用最少資源，做最多的事，首要就是要求殖民地財政上自給自足，這是殖民地長官的政治任務。剛才盧加爵士一書之中，我們就看到，只要間接管治成功到位，酋長就可以落實殖民地政府下達的財政收入目標，而地區專員的作用，就是要藉酋長向各族民收稅，確保各位殖民地子民，都要上繳稅項（包括部分貧困殖民地都要用人頭稅來維持收入）。
殖民地政務官職系晉升機制
然而，這些落到帝國最前沿的英國官員，他們是怎樣來的？他們是如何，或為何願意到殖民地之地區前線工作呢？他們是如何被選中呢？帝國的指令，不可能天天都到位，這些地區最前線的人員，是靠什麼去理解及執行，有時候是來自倫敦的任務呢？在此，英國殖民地部政務官職系的創建人物Ralph Furse的回憶錄，就有啟示。裏面他提出一個殖民地政務官職系，而由倫敦派往各殖民地工作的政務官，如何透過內部晉升之機制，以及派駐不同殖民地工作，游走於不同殖民地崗位以輪替，慢慢地變成一個有事業階梯之公務員（career servant），最高可官至總督。
不過，我更關注，Furse等人是怎樣考核及選擇申請人呢？Furse提到，這些剛大學畢業之青年精英，需要抵住日常沉悶的行政工作，隨時在帝國的蠻荒地區獨自處理不同形式的地區問題，需要一種好特別的性格。於是，Furse相信，只能透過面試去選擇，一些能夠在泰山崩於面前而從容不迫的青年，才能有信心透過嚴格的職前及在職訓練，讓他們能有足夠的技巧，面對危機。
帝國的殖民地行政系統的文化，在Furse的主導下，由倫敦輻射到各殖民地，令各殖民地的政務官，即使分隔各地，其管治文化及風格，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不過，帝國不能單靠倫敦派來的殖民地白人政務官就可維持局面。殖民地的首要任務，正如Lord Hailey提到，就是要維持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需要的是兩大支柱，一是能夠捍衛所謂「法治」的法院，另一是能夠發揮慈母愛意的「警察」。教書時間所限，法律史部分就暫且打住，反而是有關殖民地警察的學者分析，比較容易討論。學者David Anderson及Georgina Sinclair提到，非洲殖民地警察的訓練，源於英國北愛爾蘭的警察訓練傳統，着重的是軍事式的訓練，維護殖民地的社會秩序。但由於殖民地撤出時間，往往相當倉卒，維護法紀就變成了鎮暴，直至英國撤出殖民地之前，「慈母」已不可能轉形至英國民事警察的操作，更因為本地化時間急促，部分殖民地人員出現青黃不接，白人撤走後，大大影響殖民地獨立後之運作。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維護法紀的意思，是指維護殖民管治前提下的法紀，其根本目的，是以非法之名，拘捕及控告任何破壞及推翻殖民管治之人民。
剛才提到，間接管治的一大作用，其實是稅收。問題出來了：間接管治的結果，在於維持地區現狀，多於發展經濟。但是，殖民地要發展，總不能靠剝削本已相當貧困的地方部落而達至。所以，殖民地經濟發展，往往只是側重有原材料（如礦產）的開採，以及農業，而不可能是全面地工業化之路。學者Havinden及Meredith提到，對於殖民地而言，嚴重的貧富懸殊，種族隔離導致白人壟斷政治經濟結構，更愈來愈跋扈，令部分殖民地人民出現嚴重的營養不良情况。1930年代在英國「左膠」費邊社猛烈批評下，英國殖民地部終於願意出錢，資助殖民地發展經濟產業，以助殖民地經濟發展，以及推動殖民地人民福利。
但二次大戰後，這個思路及發展就演變成為，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殖民地經濟發展，倒過頭來幫助瀕臨經濟崩潰，需要資源以處理戰後重建的宗主國。於是，就有一些殖民地的農業及工業的大項目應運而生。但出師不利，這些計劃最終失敗收場。我們研讀坦桑尼亞Groundnut Scheme（種花生計劃）的經驗，看到殖民地官員以及殖民地部派駐的各種農業、森林及經濟專家，他們可是一時之選，但合在一起，卻未必是最有能力搞經濟發展的專家。這又回到一個問題：英國訓練出來的殖民地官員，他們懂管治，但懂發展經濟嗎？
7星期的研習，希望可以窺探，英國殖民管治的部分精髓，以此了解英國為何能夠在千里之外，控制一大片土地，一大堆非我族類，以至如何貫徹倫敦的政令的同時，有充足的彈性以應付殖民地的自身環境。殖民管治這門課，的確，我們還只是懂得皮毛。
7個星期談管治，何以能夠專注？主要就是去蕪存菁，忍痛把一些街知巷聞的論述割掉，集中討論精華。先以殖民主義的論述為例。主流論述是，西方列強以經濟理由，拓展海外屬地以攫取資源及市場，學者P. J. Cain等已有專著敘述。然而，商家與帝國政府勾結海外市場，需要源源不絕的資金外，也需要民氣支持，否則哪裏有足夠的勞動力，有信心離鄉工作呢？所以，我們亦要理解，當時的社會各界怎樣理解帝國開天闢地的做法。著名社會主義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透過劇作，借劇中拿破崙提到英國人的性格，見神殺神，見縫插針，拓展海外勇者無懼，有原則但永無做錯。不要忘記，他的說法是19世紀英國人陰暗的一面。當時，這些說法與白人使命的說法並駕齊驅，即是說，西方白人是有責任輸出文明與教化「化外之民」。說到底，殖民主義與當時的種族優越感是有莫大的關係。
問題是，即便白人種族真的相當優越，面對比自己國土大好幾十倍的殖民地，不可能把所有國民搬到「化外之地」管治，亦要因時制宜，在有限的人力之下，管理最多的土地及人口。所以，盧加爵士（Lord Lugard）提出，在尼日利亞屬地得到全面實踐，然後再在各非洲殖民地及屬地推動「間接管治」，就大排用場。但是，我們更關心，間接管治如何落到實處，即是說，遠在天涯海角的殖民地官員，如何落實倫敦下達的命令呢？
間接管治 確保稅收
學者Kirk-Greene的一些有關殖民地官員的工作便箋內容，就可窺探一二。裏面有一份由非洲某地的地區專員，向上級匯報時，有關對「間接管治」的領悟，在於不能在地方土豪劣紳，即是酋長面前，指指點點，反而是要促成酋長在眾多族民之中，成為有行政立法及執法能力之地區領袖，配合其施政，至多，也頂多是做其顧問（Adviser）， 給予意見，而非行政主導。回看這個地區專員對間接管治的理解，與盧加爵士的著作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所述，如出一轍。當然，後人理解到，原來殖民地部為了推動間接管治，盧加爵士的著作就像聖經一樣，非洲官員一手一本，難怪地區專員之說法，與書中所述無異。
但是，我們倒不是專門了解英式「以夷制夷」的手法，而是間接管治的更深層原因：確保稅收暢順無礙。查英國殖民地的一大成功，在於用最少資源，做最多的事，首要就是要求殖民地財政上自給自足，這是殖民地長官的政治任務。剛才盧加爵士一書之中，我們就看到，只要間接管治成功到位，酋長就可以落實殖民地政府下達的財政收入目標，而地區專員的作用，就是要藉酋長向各族民收稅，確保各位殖民地子民，都要上繳稅項（包括部分貧困殖民地都要用人頭稅來維持收入）。
殖民地政務官職系晉升機制
然而，這些落到帝國最前沿的英國官員，他們是怎樣來的？他們是如何，或為何願意到殖民地之地區前線工作呢？他們是如何被選中呢？帝國的指令，不可能天天都到位，這些地區最前線的人員，是靠什麼去理解及執行，有時候是來自倫敦的任務呢？在此，英國殖民地部政務官職系的創建人物Ralph Furse的回憶錄，就有啟示。裏面他提出一個殖民地政務官職系，而由倫敦派往各殖民地工作的政務官，如何透過內部晉升之機制，以及派駐不同殖民地工作，游走於不同殖民地崗位以輪替，慢慢地變成一個有事業階梯之公務員（career servant），最高可官至總督。
不過，我更關注，Furse等人是怎樣考核及選擇申請人呢？Furse提到，這些剛大學畢業之青年精英，需要抵住日常沉悶的行政工作，隨時在帝國的蠻荒地區獨自處理不同形式的地區問題，需要一種好特別的性格。於是，Furse相信，只能透過面試去選擇，一些能夠在泰山崩於面前而從容不迫的青年，才能有信心透過嚴格的職前及在職訓練，讓他們能有足夠的技巧，面對危機。
帝國的殖民地行政系統的文化，在Furse的主導下，由倫敦輻射到各殖民地，令各殖民地的政務官，即使分隔各地，其管治文化及風格，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不過，帝國不能單靠倫敦派來的殖民地白人政務官就可維持局面。殖民地的首要任務，正如Lord Hailey提到，就是要維持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需要的是兩大支柱，一是能夠捍衛所謂「法治」的法院，另一是能夠發揮慈母愛意的「警察」。教書時間所限，法律史部分就暫且打住，反而是有關殖民地警察的學者分析，比較容易討論。學者David Anderson及Georgina Sinclair提到，非洲殖民地警察的訓練，源於英國北愛爾蘭的警察訓練傳統，着重的是軍事式的訓練，維護殖民地的社會秩序。但由於殖民地撤出時間，往往相當倉卒，維護法紀就變成了鎮暴，直至英國撤出殖民地之前，「慈母」已不可能轉形至英國民事警察的操作，更因為本地化時間急促，部分殖民地人員出現青黃不接，白人撤走後，大大影響殖民地獨立後之運作。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維護法紀的意思，是指維護殖民管治前提下的法紀，其根本目的，是以非法之名，拘捕及控告任何破壞及推翻殖民管治之人民。
剛才提到，間接管治的一大作用，其實是稅收。問題出來了：間接管治的結果，在於維持地區現狀，多於發展經濟。但是，殖民地要發展，總不能靠剝削本已相當貧困的地方部落而達至。所以，殖民地經濟發展，往往只是側重有原材料（如礦產）的開採，以及農業，而不可能是全面地工業化之路。學者Havinden及Meredith提到，對於殖民地而言，嚴重的貧富懸殊，種族隔離導致白人壟斷政治經濟結構，更愈來愈跋扈，令部分殖民地人民出現嚴重的營養不良情况。1930年代在英國「左膠」費邊社猛烈批評下，英國殖民地部終於願意出錢，資助殖民地發展經濟產業，以助殖民地經濟發展，以及推動殖民地人民福利。
但二次大戰後，這個思路及發展就演變成為，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殖民地經濟發展，倒過頭來幫助瀕臨經濟崩潰，需要資源以處理戰後重建的宗主國。於是，就有一些殖民地的農業及工業的大項目應運而生。但出師不利，這些計劃最終失敗收場。我們研讀坦桑尼亞Groundnut Scheme（種花生計劃）的經驗，看到殖民地官員以及殖民地部派駐的各種農業、森林及經濟專家，他們可是一時之選，但合在一起，卻未必是最有能力搞經濟發展的專家。這又回到一個問題：英國訓練出來的殖民地官員，他們懂管治，但懂發展經濟嗎？
7星期的研習，希望可以窺探，英國殖民管治的部分精髓，以此了解英國為何能夠在千里之外，控制一大片土地，一大堆非我族類，以至如何貫徹倫敦的政令的同時，有充足的彈性以應付殖民地的自身環境。殖民管治這門課，的確，我們還只是懂得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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