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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專家重要，甚至不可或缺、必不可少，因為只有他們可以告訴我們：什麼事情會在什麼情况下發生，而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怎麼辦。換言之，專家和他們提供的意見令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可以預見和比較容易應付（more predictable and manageable）。
問題是專家不一定是對的，而當專家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弄錯，我們的生活就會完全亂套，我們的世界就會出現危機。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每年評估流感病毒的趨勢，今年估計錯誤，令各地政府為市民準備好的疫苗未能針對病情。在香港，死於流感的人數創新高。在若干傳媒的失實報道和網上以訛傳訛的渲染下，病情雖未失控，但社會已經出現恐慌。
專家估計錯誤，在言之鑿鑿之後被發現為一派胡言，其實是經常發生而非罕有的事情（the rule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在2010年出版的《錯：專家為何總是失靈——以及怎樣洞悉他們的不可信》（Wrong: Why Experts Keep Failing Us - and How to Know When Not to Trust Them），美國《大西洋》雜誌的作者弗里德曼（David Freedman）指專家的不可信，從以下的數字可見：權威醫學期刊上發表的調查和研究結果，有超過三分之二證實站不住腳。的確，如果專家的意見準確一點、具前瞻性一點，那麼雖然東南亞還是會發生大海嘯，颶風卡特里娜還是會蹂躪新奧爾良，次按危機還是會爆發，但這些天災人禍造成的破壞和人命損失，以及導致的不良後果，應該可以減少到較低限度。
推銷政策不能單靠訴諸權威
弗里德曼認為，我們當作指路明燈的權威，十之八九是「受薪的估錯專家」 （Most of our experts are paid to be wrong.）。這樣說也許有點刻薄，但他提醒我們不要不假思索地把專家的建議照單全收；而要抱一種「對自己有益的懷疑態度」（healthy skepticism），本身卻是非常有用的「專家意見」（expert advice）。
同樣道理，政府向市民推銷政策，也不能單單訴諸權威或動輒以專家自居。舉個例，政府矢志要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但如此龐大、建築費用逾千億元的工程是否合乎成本效益，它卻偏偏沒有盡力令公眾釋疑，就連早於2007年與內地達成解決新航道與深圳機場航道重疊問題的具體方案也不肯公布。這其實是一種過時的「父親什麼都知道」和「老爸大過天」（father knows best）的管治方式。在父權社會，身為一家之主的老爸，就是那個無所不知的所有問題的專家。
專家一次又一次讓我們失望，我們卻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地相信他們。最得到我們信任的專家來自四大專業範疇——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簡稱STEM。這反映了在愈來愈先進、富裕、理性和世俗化的人類社會，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有多重要。
人天生有規避不穩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的本能，專家手上的水晶球為我們提供微妙的心理治療。不管是對也好，錯也好，專家的意見或多或少可以安撫我們對未來的焦慮。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專家都是同行，他們從事的工作都是預測未來（All experts are in the prediction business）。
慣性低估盈餘非小事
財政司長曾俊華極有可能是政府薪酬最高的「估錯專家」。他嚴重低估政府的盈餘，年年如是，已成慣例。當然，他的錯可能是故意的，甚至策略性的，但這又牽涉到他個人的學術誠信（intellectual honesty）和政府的公信力問題。學術誠信雖然重要，但畢竟是個人問題；政府的公信力卻牽涉到有效管治，跟香港人的整體利益有關。簡言之，一個「高薪養錯」的政府，還有什麼公信力可言？
慣性地嚴重低估盈餘不是小事。盈餘的多少不止是一堆數字，而包含重大的政策啟示（policy implications），最後產生或輕或重、或有利或有害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司長要為他提出的政策護航，便要向公眾陳述政策的利弊得失，而非靠低估預算暗渡陳倉。
林沛理
專欄作家
問題是專家不一定是對的，而當專家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弄錯，我們的生活就會完全亂套，我們的世界就會出現危機。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每年評估流感病毒的趨勢，今年估計錯誤，令各地政府為市民準備好的疫苗未能針對病情。在香港，死於流感的人數創新高。在若干傳媒的失實報道和網上以訛傳訛的渲染下，病情雖未失控，但社會已經出現恐慌。
專家估計錯誤，在言之鑿鑿之後被發現為一派胡言，其實是經常發生而非罕有的事情（the rule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在2010年出版的《錯：專家為何總是失靈——以及怎樣洞悉他們的不可信》（Wrong: Why Experts Keep Failing Us - and How to Know When Not to Trust Them），美國《大西洋》雜誌的作者弗里德曼（David Freedman）指專家的不可信，從以下的數字可見：權威醫學期刊上發表的調查和研究結果，有超過三分之二證實站不住腳。的確，如果專家的意見準確一點、具前瞻性一點，那麼雖然東南亞還是會發生大海嘯，颶風卡特里娜還是會蹂躪新奧爾良，次按危機還是會爆發，但這些天災人禍造成的破壞和人命損失，以及導致的不良後果，應該可以減少到較低限度。
推銷政策不能單靠訴諸權威
弗里德曼認為，我們當作指路明燈的權威，十之八九是「受薪的估錯專家」 （Most of our experts are paid to be wrong.）。這樣說也許有點刻薄，但他提醒我們不要不假思索地把專家的建議照單全收；而要抱一種「對自己有益的懷疑態度」（healthy skepticism），本身卻是非常有用的「專家意見」（expert advice）。
同樣道理，政府向市民推銷政策，也不能單單訴諸權威或動輒以專家自居。舉個例，政府矢志要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但如此龐大、建築費用逾千億元的工程是否合乎成本效益，它卻偏偏沒有盡力令公眾釋疑，就連早於2007年與內地達成解決新航道與深圳機場航道重疊問題的具體方案也不肯公布。這其實是一種過時的「父親什麼都知道」和「老爸大過天」（father knows best）的管治方式。在父權社會，身為一家之主的老爸，就是那個無所不知的所有問題的專家。
專家一次又一次讓我們失望，我們卻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地相信他們。最得到我們信任的專家來自四大專業範疇——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簡稱STEM。這反映了在愈來愈先進、富裕、理性和世俗化的人類社會，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有多重要。
人天生有規避不穩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的本能，專家手上的水晶球為我們提供微妙的心理治療。不管是對也好，錯也好，專家的意見或多或少可以安撫我們對未來的焦慮。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專家都是同行，他們從事的工作都是預測未來（All experts are in the prediction business）。
慣性低估盈餘非小事
財政司長曾俊華極有可能是政府薪酬最高的「估錯專家」。他嚴重低估政府的盈餘，年年如是，已成慣例。當然，他的錯可能是故意的，甚至策略性的，但這又牽涉到他個人的學術誠信（intellectual honesty）和政府的公信力問題。學術誠信雖然重要，但畢竟是個人問題；政府的公信力卻牽涉到有效管治，跟香港人的整體利益有關。簡言之，一個「高薪養錯」的政府，還有什麼公信力可言？
慣性地嚴重低估盈餘不是小事。盈餘的多少不止是一堆數字，而包含重大的政策啟示（policy implications），最後產生或輕或重、或有利或有害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司長要為他提出的政策護航，便要向公眾陳述政策的利弊得失，而非靠低估預算暗渡陳倉。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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