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五﹕「空氣生死狀」背後的中國式尷尬

【明報專訊】每到冬季，空氣污染令許多北京人焦慮。國務院發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北京在2017年PM2.5控制在60。北京市長王安順回憶，自己當時帶着壯士斷腕的決心簽訂了這份「生死狀」。


王安順說：「如果空氣污染（治理目標）到2017年實現不了，領導說了既是句玩笑話，也是句分量很重的話，『提頭來見』。」 然而今年地方「兩會」考核時，卻發現去年北京市PM2.5實際下降4%，未完成5%的下降目標。面對媒體對「空氣生死狀」的尷尬追問，王安順也只好說這既是玩笑話，也表達決心。


王市長的尷尬背後，其實是在現階段的中國，治理空污這一行為本身，存在着難以解決的結構性難題。尤其在當前環境壓力嚴重與經濟增速放緩重疊，這一結構難題就更加難解。


另有一組數據顯示，2014年北京GDP增速為7.3%，河北為6.5%，均在全國排名倒數。河北距離原先制訂的8%GDP增速，相差高達1.5個百分點，北京周邊地區治理空污是直接原因。


治理空氣污染必然從企業入手，而在內地現在的發展階段，大部分企業都處在中等或高污染狀態。以相對發達的江蘇省為例，重污染行業都佔GDP達到59%，北方省市的這一比例只會更高。


不少官員喊出「為了空氣質量、寧可犧牲GDP」的口號。但GDP增速真的大幅下降，馬上帶來企業關停、稅收減少、失業增多等連鎖反應，無論官員還是民衆都難以承受。


產生這種幾乎無解的矛盾，關鍵在於缺乏早期的預防。比如在經濟增長相對快速的時段，進行環境污染的防治，企業所面對的壓力就會更小。然而，不少決策者似乎過於認同「先污染、後治理」，這句話的潛台詞彷彿是「污染沒有出現，就不需要治理」。


「保護優先 預防為主」

其實在環境保護的規律中，預防是更重要的一環，相比之下治理的成本遠遠大於預防。即將擔任環保部長的原清華大學校長、環境學者陳吉寧曾表示，「保護優先、預防為主」是非常重要的原則，可是現在的法律體系，看不到「哪一條體現了預防為主」。


以台灣為例來看，早在1955年台北就對生煤使用進行管制，1975年統一制定了空氣污染防制法。當時台灣的空污尚未形成嚴重影響，決策者精英着眼長遠，汲取日本、美國的經驗，認為台灣未來也可能發生類似問題，為之後的空氣治理打下良好基礎。


當前內地社會的環境意識終於被空氣污染喚醒。但是PM2.5幾乎成為環境污染的代名詞，土壤、水源、城市垃圾等問題，都被很大程度忽視。


例如，並不複雜的垃圾分類，就可以對城市垃圾進行有效管理與回收，但內地政府並沒有展現出大規模推動的決心。這些事先預防的措施，在未來城市垃圾問題爆發的時候，又很難短期發揮作用。


總之，環境污染往往是長時間的忽視所致，又導致需要更大代價治理。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快要達到極限，必須有「生死狀」的決心；但也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重視「預防為主」的環境規律，懷有對未來負責的長遠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