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佔領運動縱然已落幕，但陸港關係陷入新低點卻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路還是要走下去，所以近來筆者在想，今後陸港互動還有什麼對香港比較有利的可能性，細想之下，才發現佔領運動所造成的破壞，可能不止關乎陸港關係和香港政制及經濟發展——最壞的情况是，佔領運動的出現，令中央決意改變中國的走向，走一條不容香港有任何機會左右其發展的道路，這樣就差不多等於判了香港「死刑」。
中國西化進程停滯誰受罪？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便開始採用一種混合模式，例如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中國與西方制度混合在一起並行，取得了極大的成果，連一國兩制也可以算是這種模式的產物之一。金融海嘯發生後，中國目睹了西方制度竟不堪一擊，令它對自己靠綜合創新出來的制度更具信心，而習近平上台後，更將中國思想與經驗的重要性，提升到一個空前的程度，直接影響到香港自開埠以來，促進中華民族西化及中西融合的歷史角色。
恰恰在這關鍵時候，佔領運動就爆發了，試問如果你是習近平，你會怎樣處理今後香港在中國發展道路上的角色？又會怎樣看待由香港引進內地的事物與價值觀？最正常不過的結果，就是中國不再依賴香港，改由自己來負責引進西方的經驗，甚至不再在乎西方成功的經驗，只從其失敗中學習，同時建立「防火牆」，嚴控經香港流入內地的事物與思想，並將與香港有關的價值觀貼上負面標籤。
所以最諷刺的是，港人如欲達至民主，本來最需要爭取的對象就是中央，須先讓中央了解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一些人卻偏要來個逆行倒施，令中央確信民主不是個好東西，還一併將其他西方價值視為異物和毒物，足以令中國的西化進程停滯或倒退，這樣受罪的還不是活在高度西化社會的港人？
香港模式造就出中國模式
依筆者看來，香港的歷史角色與中國的發展道路，本來是沒有衝突的。一直以來，港人都認為香港的歷史角色是為中國帶來民主政治，又或者是在經濟金融方面支持大陸，但這些都不全正確，皆因為中華民族帶來民主的角色早就屬於台灣，而相對於驕人的經濟成果，中國更看重香港在以往的經濟奇蹟中所展現的制度創新，能讓政府政策及自由市場兼容並濟，而所謂的「中國模式」，至今還是大致沿用這種混合模式。
換言之，香港一直以來的優勢，實際上是懂得對立統一，在看似矛盾的組合中找到出路，並壯大起來，箇中關鍵是不會貿然作出全盤化或一步到位的舉動。筆者亦相信香港和港人這種特質，是鄧小平認為香港有條件實踐一國兩制的重要因素。只是一些港人在回歸後，誤以為香港的成功全是英式制度的功勞，而近年陸港矛盾加劇，亦令部分港人改以簡單的二分法和意識形態來看事情，認為凡是中國的就比較差，凡是屬於西方的就具普世性，必然是較好的。就是這種盲目的心態，令香港一直以來賴以生存及成功的優勢，以及港人的思維彈性與實際性，消失殆盡，以致在自我毁滅也不自知。
幫助中國超越西方
地緣政治學泰斗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早於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便預言中國將與美國並駕齊驅，最終引導世界，為人類的四分之一人口建設一種既非純粹東方，也不是全盤西化的新文明——這裏筆者不是在吹捧中國，而是想指出，由於中國正在建設的新文明，不可能是純粹東方的，必須借助西方思想及制度——中國所標榜的混合模式，以及一直在制度上的綜合性借鑑與創新，都印證了這一點，因此，香港憑藉它的西化及中西融合的歷史角色，仍有機會在中國的發展道路與未來中，找到其一席位。
之不過，港人未能認清的是，中國的目標是與西方並駕齊驅，甚至超越西方，而非單純西化，因此它不會全盤西化，也不會對西方已滯後和失靈的事物照單全收，所以港人整天叫北京照搬一些西方模式，缺乏任何創新，北京根本就不可能聽得進耳。
同樣道理，要是港人因為陸港衝突，而不分青紅皂白主張全盤西化，藉以擺脫中央控制，那只會迫使中央將香港摒除在其未來規劃之外，最後淪為中國的一個普通沿岸城市。相反，如果香港能夠在中國的文明建設的西化環節裏，證明它的價值，以香港的西化經驗和底蘊作籌碼，向中央爭取普選，應比以佔中圖逼中央就範，有效和有把握得多。
更重要的是，如果香港能藉此找到其新歷史角色，那麼當中國日後需要更高層次的中西融合與綜合創新的話，也必定需要一個西化程度更高的香港，這樣港人便有望更順理成章地過他們所重視的高度西化生活。
如今香港在經濟與金融方面對大陸的依賴程度，已令香港再不能以經濟或金融牌作為其大戰略的最重要一環，而綜觀香港僅存的籌碼，就只剩下西化一項在中央眼中有充分的獨特性及價值。只要使用得宜，陸港兩地甚至有條件由目前討價還價式的博弈關係，演變成一種具互惠互利性的雙贏關係，而一切的可能性也只存乎陸港雙方的一念之間。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新聞類別
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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