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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在北京舉行的「香港青年問題、教育問題專題研討會」上發言時，認為香港特區成立以來，有相當一部分青年的國家公民意識存在很大缺失，說明香港教育領域，包括教育局長及辦學團體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云云。回歸之初，內地恪守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官員根本就避談香港事務；隨着時移世易，近年內地官員、特別是曾經主理香港事務的官員，已經慣常公開評論香港事態。不過，類似陳佐洱點名批評特區政府，而且對領導的主要官員有問責之意，記憶中罕見；特區政府與官員應該怎樣體待，值得關注和討論。
港澳會研討佔領行動
陳佐洱點評教育缺失
今次佔領行動，規模之大、捲入市民之多、歷時之久，為本港歷來僅見，特區政府和北京中央要全面了解、調查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以政策措施對應，不單有必要，也是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義。特別是這場群衆運動由領導到參與，都以年輕一代為主力，即使不少人對他們的理念和做法不予認同，但是以他們在香港回歸之際只是黃口小兒，在這場政治鬥爭表現出來的對體制權力之蔑視、對中華血脈之疏離、對北京中央之決絕等，都出乎許多人意料。緣何至此、年輕人在想什麼、期望什麼，確實是值得、也需要全面探究的課題。
全國港澳研究會把佔領行動折射出來的情况，歸結為青年和教育兩項問題，在迴避政爭觸發佔領行動的前提下，這兩個歸結算是掌握了整個運動的核心。本來，對年輕人在運動的表現，認為他們不認識國家、對《基本法》缺乏正確了解，提議在教育方面多做工夫，包括推廣國民教育，加強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和認同，正確認識基本法，甚至建議加強去殖民化教育等，先不論是否對症下藥和能否奏效，作為應對「後佔領」的一些手段，都可以理解。
不過，陳佐洱在研討會上猛批香港教育問題，他以反問方式說，在制訂課程設計、學校管理政策時，是否有考慮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利弊得失；為何非法佔中時，香港教育領域亂象叢生；為何香港回歸時才哇哇學語的娃娃，現在有人成為衝擊軍營、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的排頭兵。陳佐洱接着說，「這是不是與當局秉持的教育理念與貫徹實施的中國憲法、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有不銜接的地方」。陳佐洱自問自答，在他心目中，對導致今次佔領行動，涉及有關青年和教育的情况，實際上早有定見。
陳佐洱長期參與香港工作，退休後仍然發揮餘熱，對於香港事務應該知之甚詳。北京把香港事務放在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來檢視的提法，是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之後才出現，若以這個準則「敲問」歷任教育局長，好像有點失焦。另外，陳佐洱指出香港在教育領域存在缺失，認為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他特別指出：「根據基本法，教育局局長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的監督。」陳佐洱指出工作缺失在先，繼而說中央政府隨時監督教育局長，他卻未有進一步解說，無法知道所說的中央政府與教育局長應該是怎樣的工作關係，初步只能猜測箇中是否蘊含問責之意。
鄧小平指定誰說了算
免港受公公婆婆困擾
按基本法第136條規定，特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及承認學歷等政策」，按港人理解，這些統統是香港內部事務。另外，教育局長是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報請中央任命，教育局長不能說與中央政府完全無關，但是正如其他主要官員一樣，都由特首直接領導，向特首負責，若中央政府隨時監督主要官員（包括教育局長），則香港內部事務是否要重新定義？中央政府、特首與主要官員處於怎樣領導和從屬關係？看來也有必要闡釋。
陳佐洱點評香港教育問題和教育局長，折射出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香港事務究竟誰說了算？當年，鄧小平深知內地官僚體制，不會吝於用權弄權，有關香港事務，若各個領導人、中央部委都有指示、提意見、有說法，並直接給香港表達或提出，香港就不知道該聽誰的。為使香港免於衆多「公公婆婆」指手劃腳的困擾，鄧小平曾經清晰指定香港事務「誰說了算」；近年、特別是近期環繞政改爭議等事態發展，鄧小平「誰說了算」的一刀切規定，再顯示他在香港問題上的高瞻遠矚大智慧。
今時今日，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有需要重新研議是否恢復「誰說了算」機制。以陳佐洱在公開場合點評香港教育問題和教育局長為例，若其他相關人等就香港事務點評其他主要官員，則特首、特區政府和相關局長應該怎樣體待？當一回事抑或毋須理會？從局外人看來他們會感受到困擾。香港管治出了問題，中央想協助香港解決問題，出發點可以理解，可是若出現衆多「公公婆婆愛護香港」的局面，則可能香港未見其利，卻先見到特首、特區政府無所適從的景况。因此，「誰說了算」是香港需要中央協助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港澳會研討佔領行動
陳佐洱點評教育缺失
今次佔領行動，規模之大、捲入市民之多、歷時之久，為本港歷來僅見，特區政府和北京中央要全面了解、調查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以政策措施對應，不單有必要，也是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義。特別是這場群衆運動由領導到參與，都以年輕一代為主力，即使不少人對他們的理念和做法不予認同，但是以他們在香港回歸之際只是黃口小兒，在這場政治鬥爭表現出來的對體制權力之蔑視、對中華血脈之疏離、對北京中央之決絕等，都出乎許多人意料。緣何至此、年輕人在想什麼、期望什麼，確實是值得、也需要全面探究的課題。
全國港澳研究會把佔領行動折射出來的情况，歸結為青年和教育兩項問題，在迴避政爭觸發佔領行動的前提下，這兩個歸結算是掌握了整個運動的核心。本來，對年輕人在運動的表現，認為他們不認識國家、對《基本法》缺乏正確了解，提議在教育方面多做工夫，包括推廣國民教育，加強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和認同，正確認識基本法，甚至建議加強去殖民化教育等，先不論是否對症下藥和能否奏效，作為應對「後佔領」的一些手段，都可以理解。
不過，陳佐洱在研討會上猛批香港教育問題，他以反問方式說，在制訂課程設計、學校管理政策時，是否有考慮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利弊得失；為何非法佔中時，香港教育領域亂象叢生；為何香港回歸時才哇哇學語的娃娃，現在有人成為衝擊軍營、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的排頭兵。陳佐洱接着說，「這是不是與當局秉持的教育理念與貫徹實施的中國憲法、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有不銜接的地方」。陳佐洱自問自答，在他心目中，對導致今次佔領行動，涉及有關青年和教育的情况，實際上早有定見。
陳佐洱長期參與香港工作，退休後仍然發揮餘熱，對於香港事務應該知之甚詳。北京把香港事務放在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來檢視的提法，是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之後才出現，若以這個準則「敲問」歷任教育局長，好像有點失焦。另外，陳佐洱指出香港在教育領域存在缺失，認為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他特別指出：「根據基本法，教育局局長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的監督。」陳佐洱指出工作缺失在先，繼而說中央政府隨時監督教育局長，他卻未有進一步解說，無法知道所說的中央政府與教育局長應該是怎樣的工作關係，初步只能猜測箇中是否蘊含問責之意。
鄧小平指定誰說了算
免港受公公婆婆困擾
按基本法第136條規定，特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及承認學歷等政策」，按港人理解，這些統統是香港內部事務。另外，教育局長是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報請中央任命，教育局長不能說與中央政府完全無關，但是正如其他主要官員一樣，都由特首直接領導，向特首負責，若中央政府隨時監督主要官員（包括教育局長），則香港內部事務是否要重新定義？中央政府、特首與主要官員處於怎樣領導和從屬關係？看來也有必要闡釋。
陳佐洱點評香港教育問題和教育局長，折射出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香港事務究竟誰說了算？當年，鄧小平深知內地官僚體制，不會吝於用權弄權，有關香港事務，若各個領導人、中央部委都有指示、提意見、有說法，並直接給香港表達或提出，香港就不知道該聽誰的。為使香港免於衆多「公公婆婆」指手劃腳的困擾，鄧小平曾經清晰指定香港事務「誰說了算」；近年、特別是近期環繞政改爭議等事態發展，鄧小平「誰說了算」的一刀切規定，再顯示他在香港問題上的高瞻遠矚大智慧。
今時今日，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有需要重新研議是否恢復「誰說了算」機制。以陳佐洱在公開場合點評香港教育問題和教育局長為例，若其他相關人等就香港事務點評其他主要官員，則特首、特區政府和相關局長應該怎樣體待？當一回事抑或毋須理會？從局外人看來他們會感受到困擾。香港管治出了問題，中央想協助香港解決問題，出發點可以理解，可是若出現衆多「公公婆婆愛護香港」的局面，則可能香港未見其利，卻先見到特首、特區政府無所適從的景况。因此，「誰說了算」是香港需要中央協助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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