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佔領運動」人士的行為主要由利益帶動（interest-driven）還是由價值帶動（value-driven）？政府怎樣看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因為不同的答案會提供不同的政策啟示和導致不同的政策建議（policy implications）。
從社會學和行為心理學的角度而言，這個問題並不成立，因為人的價值與利益——包括「真正利益」（real interest） 與「感覺利益」（perceived interest）——根本密不可分、互為因果。舉個例，大概連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沒法說清楚，究竟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利益帶動還是價值帶動。在制訂、執行和解釋政策的過程中，價值往往為利益服務，而利益又總是黏附着價值。
在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指出，基督教新教宣揚神的旨意、倫理制約和精神奉獻。人類努力工作和累積財富不是為了滿足私欲，而是用來榮耀上帝。換句話說，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但並無牴觸，反而相輔相成。價值與利益高度契合到如此水乳交融的地步，難怪資本主義可以在美國無後顧之憂地盡情發展。
有時價值可以為赤裸裸的私利行為提供冠冕堂皇的道德基礎和正當理由。英國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99年發表一首詩歌頌帝國主義，其後被廣泛應用為英國的殖民政策塗脂抹粉。這套所謂「白人責任論」（White Man's burden）認為，只有白種人（也就是殖民主義者）才是文明世界裏的人，其他各種有色人種都是野蠻、無知和落後的民族。白種人既是世界文明的創造者，就應當把「教化」劣等民族的責任擔當起來。為建立一個由白人統治的和平、博愛新世界，若有需要，他們有權使用軍隊和武力對那些進行反抗的人實施鎮壓。
香港「立體人」有3D
今時今日，政治不正確到極點的「白人責任論」已經過時，但它的近親「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又譯「美國例外論」）卻仍然方興未艾。1年多前，奧巴馬就敘利亞問題向全國發表講話，就用了「美國例外主義」做採取軍事行動的理據。他說，「我們必須（對敘利亞） 採取行動，這就是美國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的例外之處。」
「佔領運動」既是政治問題，也是經濟和民生問題。示威人士爭取的是普選，但他們如此拚命、鋌而走險地爭取，因為他們對現狀不滿甚至絕望。以前香港人的悲哀，是終生為一幢房子為奴為婢、做牛做馬。今日香港人的悲哀，是連做房奴的資格也沒有。你可以說「佔領運動」的死硬派和核心支持者是香港的「立體人」，他們的3D代表「dispossessed」（買不起房子，被剝奪了擁有自己居所的權利）、「disenfranchised」（沒有「真普選」，被剝奪了選舉權）和「demoralized」（反政府、反權威、憎恨特首、抗拒北京，在道德上無法認同社會的主流價值，也沒法得到社會主流價值的認同）。
「佔領運動」一發不可收拾，反映了香港急切需要的除了是有效管治之外，還有令人信服的道德領導（moral leadership）；而這兩者的關係非常密切。「佔中三子」未必貨真價實，但他們能夠迅速冒起，因為一開始就懂得以道德領袖的姿態出現，在污穢不堪的香港政壇佔到道德高地。無權無勢的學生領袖得到群眾支持，靠的是他們的道德感召力。當每一個人的動機都被質疑，每一個人都被認定有罪，彷彿唯有學生保得住他們的清白之軀。即使他們打的是同一場的政治鬥爭，學生卻被當成是他們政敵的「moral superiors」。
共產黨早被妖魔化
令人信服的道德領導難以來自中國政府。北京對於「六四」產生的政治後果，到今日仍處於否認狀態，這對香港的有效管治是莫大不幸。「六四」令很多香港人，尤其學生和年輕人，認為憎恨中國共產黨、與中共為敵，是道德上別無選擇、必須要做的事，英文所謂的「moral imperative」。反共勢力能夠成功抹黑23條立法和國民教育，因為中國共產黨早已被妖魔化，而中國共產黨被定性為妖魔的歷史源頭和「事實基礎」正是「六四」。如果在北京的眼中，香港人愈來愈難以管治；那是因為在某些香港人的眼中，中國共產黨在道德上已經破產（morally bankrupt），因此由它委任的特首也不可能具備任何令人信服的合法性。無怪乎自他參選特首以來，有關梁振英的謠言、負面報道和不利傳聞，不管多麼穿鑿附會和違反常識，總會有人相信。信其所想（believe what they want），恐怕是改變不了的人性。在這樣的情况下，誰人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道德領導，成為香港管治的一大懸念。
專欄作家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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