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環保團體的大力宣傳下，香港人去年的魚翅消費量比前年下跌47%，反映「食無翅」漸成飲食潮流。這宗不為人注意的新聞其實是理性、文明和「不自私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一次小小的勝利，對在這兩個月忽變危城的香港有重大啟示。
理性文明的小勝利
它說明了幾件事情。第一，現狀可以改變，即使現狀牽涉到根深柢固的習慣、商業利益和個人的面子問題。老習慣未必改不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們，改變現狀可以不是一方得益一方受損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因此毋須採取你得我失、你輸我贏和你死我活的激烈抗爭手段。不同的持份者與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求同存異，本來就是解決衝突的香港之道，也是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的正常運作模式。如果愈來愈多人對這種靠凝聚共識推行的「小步改革」存疑，甚至認為它沒有香港特色（un-Hong Kong），那正反映了香港的社會改革運動走錯方向和誤入歧途有多嚴重。
減翅行動成功，原因很多；但關鍵是雖然有人提議全面禁翅，但行動不以此作口號和目標，亦沒有將之放上改革議程。要知道現代人已經進入「愈來愈多事情可以靠自己掌握」的年代——所謂「The Age of Empowerment」—— 比方說，智能手機風行全球，因為一機在手，個人擺脫時空限制的自主權立即大幅提升。減翅行動奏效，因為它沒有試圖剝奪大眾選擇的權利，反而給予他們更多選擇——建議用鮑魚、帶子、海參和珊瑚蚌等環保海鮮來取代魚翅——並借助教育和宣傳引導大眾作出明智的選擇。改革難免遭到抵抗，這是物理學的作用與反作用定律（The Law of Action-Reaction）。以剝奪大眾選擇的方式來推行改革是逆水行舟，必會遭到重大阻力，因為大眾不見改革之利卻先受改革之苦。
從減翅行動的成功可見，公眾是可以說服的。在民主社會，人民選出的領袖由於有民意授權（public mandate），所以在關鍵時刻和重大決策上反而可以逆民意而行。有時有效的領導就是要代社會做困難的抉擇和作痛苦的取捨。戴卓爾夫人的名言是「大手術後，我們的身體尚未恢復，感覺會比手術前更差。可是只要我們想活下去，就不會拒絕做手術」。
我們的行政長官沒有這個特權，特區政府也負擔不起這種奢侈。對缺乏管治權威與認受性、長期處於弱勢的特首和特區政府，所謂公共行政，就是要說服公眾（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public persuasion）。從這個角度看，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就是它推銷政策的能力和說服力。值得深究的，是今日四面受敵，幾乎每天都被挑戰、被圍堵的特區政府，公信力和說服力為何似連環保團體也不如？
說到底，這是信任的問題。環保團體提倡「食無翅」的飲食習慣和喜宴慣例，沒有人會懷疑它們的動機純粹；更沒有人會用陰謀論來揣測隱藏在「食無翅」背後的議程。於是，公眾得以根據建議本身的價值和可行性來考慮（on its own merits），最後得出明智的結論，並且坐言起行。
這就是文明社會靠理性討論取得共識，再靠取得共識向前邁進的發展模式。今日的香港與這種行事方式已經漸行漸遠，因為在一個劍拔弩張、敵我分明和嚴重缺乏互信的社會，理性討論已經被邊緣化，達成共識更幾乎變得不可能。《失信記》是回歸之後一直在香港上演的大戲，欲罷不能。
香港人為什麼不再相信政府？這跟媒體扮演的角色大有關係。九七至今，香港傳媒扮演的角色不是監察犬（watchdog） 而是攻擊犬（attack dog）。在一個草木皆兵、互相猜疑的社會，一份報章和雜誌毋須有多大公信力，也可以是非常有效的「製造及散播疑問」的工具（ a tool for engineering doubt）。傳媒高舉捍衛公眾利益和知情權的旗幟，可以理直氣壯地蒐集、發掘和使用政敵的黑材料，並且在輿論的法庭上，率先表態，將一個未證實為百分百清白的人先行定罪（guilty until proved innocent）。
攻擊政府成傳媒指定動作
人無信不立，社會又何嘗不是？當人與人的互信被破壞、侵蝕到一個地步，社會就會崩潰。今日香港面對的危機，說到底，是信任的危機。回歸以來，攻擊政府和挑戰權威變成傳媒的「指定動作」。不假思索、不分青紅皂白地反政府和反權威，其實就是反社會。這一點，各界必須認識清楚，傳媒更要深刻反省。
林沛理（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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