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專訊】兩種立場的動向與未來發展
綜觀「佔中運動」兩個月的政治立場動向，現時有兩支主流的普選立場：（1）接受2017年在人大框架下進行一人一票普選，其後再作修改；（2）認為按現時人大框架的決定，必然不會是真正的普選，可以接受現有人大框架下寬鬆的普選制度。根據筆者的觀察和訪談後，可以預期，上述兩種立場的受衆應分別佔三成及四成左右，而「佔中運動」的組織者及學生所倡議的「公民提名」只有不足一成的支持者。因此，如何有效地讓兩個主流立場有機結合，將會成為結束「佔中運動」的關鍵。
第一、「佔中運動」中有不少市民抱着觀望態度。運動的參與者中主流是以立場（2）為主，他們不認為「公民提名」符合政治現實，但在現時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尚未作出任何許諾與讓步前，仍然會支持學生的行動。他們並不否定談判的可能性，也不認為如果學生直接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將引發政府使用暴力手段應對示威行動。
第二、反佔中者及持有立場（1）者中主要是現存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由於這些立場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集團及原來就對中央心存好感的市民，這種立場欠缺解釋為何現時人大作出的決定能夠給予香港一個確切的普選未來。再者，當中有不少人在回歸17年來，在中央政府與泛民主派的對峙關係中獲得政治利益，這種立場有三成左右支持者，成為反對「提名委員會」全面開放地區直選及「公民提名」等方案的中堅力量。
第三、2010年的政改中，溫和民主派最後作出讓步，支持通過有關方案，這使得民主黨在後來選舉中被指為「千古罪人」及「民主叛徒」。這次教訓，讓溫和民主派即使有機會成為立場（2）的主要代表政治力量，但卻缺少政治勇氣推動談判，恐懼中央政府不會作出讓步，讓泛民激進派有機可乘。這使得民主黨及溫和泛民主派不願意與特區政府共同承擔當中的政治代價。
第四、「佔中運動」已經發展兩個月，已對市民生活構成實質性的影響，但特區政府的拖延也讓一些佔領參與者變得更激進。在近日集會現場的調查中，已有六成參與者已有佔領1年的打算。由此可見，事件的時間性愈長，一方面讓立場（2）的支持者逐步減少，並將使支持學生「公民提名」的邀進支持者逐步增加；但這卻對於立場（1）不見得會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構建政治平台
緩解「後佔中時期」的民主陣痛
通過上述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妥善處理「後佔中時期」對香港2017年及以後政制發展的影響，要修補民主過渡時期的政治裂隙和建立相對穩定的政治生態，中央政府有必要在此時此刻，採取主動、開明態度，構建一個有廣泛政治代表性的和解政治溝通平台，讓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愛國愛港陣營、泛民主派、商界代表及各專業領域領袖參與其中。
第一、政治和解平台實際上有政治必要性，並有先例可循。分析港英政府在「後六七暴動」的應對經驗，能讓港英政府能夠繼續有穩定的管治，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建立一系列的諮詢制度，通過權力下放的方式，讓社會的壓力及不滿能夠從下而上得到疏導。這也是一直受學界稱道的「行政吸納政治」制度。這些政策諮詢制度讓社會的訴求得以吸納，並以社會福利、大型社會建設等方式得到有效回應，改變了經濟分配模式及階級結構。
根據過往經驗，構建政治平台協商，能讓中央政府與香港各界總結過去及協商未來香港管治的願景和方向，有利於普選以後市民和各政治勢力產生對中央政府的好感，培養政治忠誠，並且豐富《白皮書》裏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內涵。這是「一國兩制」在《基本法》框架下的相配應的機制，讓中央政府真正履行對地方政府的管治權，一改以往被動的角色。有關政治和解及協商平台所討論的結果，將會成為長期性的政治共識，為2017年以後的政治環境劃下清晰的政治底線，建立相對穩定的政治生態。
第二、香港政治制度將會經歷民主陣痛期，構建政治和解平台可以緩解陣痛期的政治震盪。參考西方民主化的經驗，凡是民主選舉得來容易及由外力强加的民主制度，往往是不牢固而且劣質的。香港由港英政府年代強行推動民主化開始至今歷經多次大型公民社會運動，已經成功植入了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參與及政治意識，使民主化在香港變成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上，必然令香港政治光譜及板塊重新整合，可預期政黨及選民立場將會在未來兩屆有大幅度調整。繼往，香港的政治裂隙除了在其經濟及階級立場以外，更有以親中與反中立場的第二政治裂隙，愛國愛港陣營及泛民主派之分。
為了讓這次「佔中運動」不至於變為「本土主義」力量，並令「獨立主義」勢力抬頭成為未來政治光譜上的一隅，中央政府應搶在前面，調整過往看待泛民主派的思路和態度，利用政治和解平台，讓泛民主派的溫和陣營與愛國愛港陣營中有執政能力的政黨結合，成為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力量。長遠來看，此舉將有利中央政府處於的管治位置，平衡愛國愛港陣營與溫和的反對派勢力，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政。
第三、有關政治和解平台，不僅是解決當前政治危機和建立官民互信的起點，也是中央政府吸納香港政治人才的理想時刻。香港在前途談判期間，曾經組成了兩個主要以民間代表及社會精英為主體的協商組織，分別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這兩個機構不僅為「一國兩制」的落實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也孕育了今天香港政治主要的精英領袖。而這些政治領袖其中不少仍然是愛國愛港陣營及泛民主派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在回歸17年以來，不論愛國愛港陣營或泛民主派陣營政治人才都無以為繼。「佔中運動」爆發和失控的種種迹象顯示，現有政治勢力已經無力於控制當前形勢，並且脫離了群衆。
在這個世代交替時刻，中央政府理應主動建立一個政治和解平台，共同商討香港未來，定下願景和方向。此舉相信可媲美基本法草擬期間各方商討香港未來的歷史時刻，讓明日的香港領袖建立對中央政府的好感和信任，同時也讓中央政府吸納香港回歸後孕育的政治人才。
我們深信，上述「政治協商平台」不僅是解決當前佔中僵局的妙藥，更重要是讓中央政府重新調整治港方略的重要一步。只有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不斷豐富基本法裏中央政府的管治角色及政治涵意，理順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採取制度的方式扶植「建設性反對派」，方能緩解香港民主化的陣痛期，讓中央政府無後顧之憂，令香港在我國的國家現代治理體系下，繼續安定繁榮。
（二之二）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碩士生、倫敦政經學院碩士、前學聯副秘書長；吳舒景是北京大學行政管理碩士生
綜觀「佔中運動」兩個月的政治立場動向，現時有兩支主流的普選立場：（1）接受2017年在人大框架下進行一人一票普選，其後再作修改；（2）認為按現時人大框架的決定，必然不會是真正的普選，可以接受現有人大框架下寬鬆的普選制度。根據筆者的觀察和訪談後，可以預期，上述兩種立場的受衆應分別佔三成及四成左右，而「佔中運動」的組織者及學生所倡議的「公民提名」只有不足一成的支持者。因此，如何有效地讓兩個主流立場有機結合，將會成為結束「佔中運動」的關鍵。
第一、「佔中運動」中有不少市民抱着觀望態度。運動的參與者中主流是以立場（2）為主，他們不認為「公民提名」符合政治現實，但在現時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尚未作出任何許諾與讓步前，仍然會支持學生的行動。他們並不否定談判的可能性，也不認為如果學生直接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將引發政府使用暴力手段應對示威行動。
第二、反佔中者及持有立場（1）者中主要是現存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由於這些立場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集團及原來就對中央心存好感的市民，這種立場欠缺解釋為何現時人大作出的決定能夠給予香港一個確切的普選未來。再者，當中有不少人在回歸17年來，在中央政府與泛民主派的對峙關係中獲得政治利益，這種立場有三成左右支持者，成為反對「提名委員會」全面開放地區直選及「公民提名」等方案的中堅力量。
第三、2010年的政改中，溫和民主派最後作出讓步，支持通過有關方案，這使得民主黨在後來選舉中被指為「千古罪人」及「民主叛徒」。這次教訓，讓溫和民主派即使有機會成為立場（2）的主要代表政治力量，但卻缺少政治勇氣推動談判，恐懼中央政府不會作出讓步，讓泛民激進派有機可乘。這使得民主黨及溫和泛民主派不願意與特區政府共同承擔當中的政治代價。
第四、「佔中運動」已經發展兩個月，已對市民生活構成實質性的影響，但特區政府的拖延也讓一些佔領參與者變得更激進。在近日集會現場的調查中，已有六成參與者已有佔領1年的打算。由此可見，事件的時間性愈長，一方面讓立場（2）的支持者逐步減少，並將使支持學生「公民提名」的邀進支持者逐步增加；但這卻對於立場（1）不見得會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構建政治平台
緩解「後佔中時期」的民主陣痛
通過上述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妥善處理「後佔中時期」對香港2017年及以後政制發展的影響，要修補民主過渡時期的政治裂隙和建立相對穩定的政治生態，中央政府有必要在此時此刻，採取主動、開明態度，構建一個有廣泛政治代表性的和解政治溝通平台，讓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愛國愛港陣營、泛民主派、商界代表及各專業領域領袖參與其中。
第一、政治和解平台實際上有政治必要性，並有先例可循。分析港英政府在「後六七暴動」的應對經驗，能讓港英政府能夠繼續有穩定的管治，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建立一系列的諮詢制度，通過權力下放的方式，讓社會的壓力及不滿能夠從下而上得到疏導。這也是一直受學界稱道的「行政吸納政治」制度。這些政策諮詢制度讓社會的訴求得以吸納，並以社會福利、大型社會建設等方式得到有效回應，改變了經濟分配模式及階級結構。
根據過往經驗，構建政治平台協商，能讓中央政府與香港各界總結過去及協商未來香港管治的願景和方向，有利於普選以後市民和各政治勢力產生對中央政府的好感，培養政治忠誠，並且豐富《白皮書》裏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內涵。這是「一國兩制」在《基本法》框架下的相配應的機制，讓中央政府真正履行對地方政府的管治權，一改以往被動的角色。有關政治和解及協商平台所討論的結果，將會成為長期性的政治共識，為2017年以後的政治環境劃下清晰的政治底線，建立相對穩定的政治生態。
第二、香港政治制度將會經歷民主陣痛期，構建政治和解平台可以緩解陣痛期的政治震盪。參考西方民主化的經驗，凡是民主選舉得來容易及由外力强加的民主制度，往往是不牢固而且劣質的。香港由港英政府年代強行推動民主化開始至今歷經多次大型公民社會運動，已經成功植入了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參與及政治意識，使民主化在香港變成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上，必然令香港政治光譜及板塊重新整合，可預期政黨及選民立場將會在未來兩屆有大幅度調整。繼往，香港的政治裂隙除了在其經濟及階級立場以外，更有以親中與反中立場的第二政治裂隙，愛國愛港陣營及泛民主派之分。
為了讓這次「佔中運動」不至於變為「本土主義」力量，並令「獨立主義」勢力抬頭成為未來政治光譜上的一隅，中央政府應搶在前面，調整過往看待泛民主派的思路和態度，利用政治和解平台，讓泛民主派的溫和陣營與愛國愛港陣營中有執政能力的政黨結合，成為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力量。長遠來看，此舉將有利中央政府處於的管治位置，平衡愛國愛港陣營與溫和的反對派勢力，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政。
第三、有關政治和解平台，不僅是解決當前政治危機和建立官民互信的起點，也是中央政府吸納香港政治人才的理想時刻。香港在前途談判期間，曾經組成了兩個主要以民間代表及社會精英為主體的協商組織，分別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這兩個機構不僅為「一國兩制」的落實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也孕育了今天香港政治主要的精英領袖。而這些政治領袖其中不少仍然是愛國愛港陣營及泛民主派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在回歸17年以來，不論愛國愛港陣營或泛民主派陣營政治人才都無以為繼。「佔中運動」爆發和失控的種種迹象顯示，現有政治勢力已經無力於控制當前形勢，並且脫離了群衆。
在這個世代交替時刻，中央政府理應主動建立一個政治和解平台，共同商討香港未來，定下願景和方向。此舉相信可媲美基本法草擬期間各方商討香港未來的歷史時刻，讓明日的香港領袖建立對中央政府的好感和信任，同時也讓中央政府吸納香港回歸後孕育的政治人才。
我們深信，上述「政治協商平台」不僅是解決當前佔中僵局的妙藥，更重要是讓中央政府重新調整治港方略的重要一步。只有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不斷豐富基本法裏中央政府的管治角色及政治涵意，理順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採取制度的方式扶植「建設性反對派」，方能緩解香港民主化的陣痛期，讓中央政府無後顧之憂，令香港在我國的國家現代治理體系下，繼續安定繁榮。
（二之二）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碩士生、倫敦政經學院碩士、前學聯副秘書長；吳舒景是北京大學行政管理碩士生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