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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梁振英關於宗教界無貢獻的言論，有力揭示了特區之首的嚴重認知錯誤。他以「不好意思」作回應，指其本意是「均衡參與」和有「廣泛代表性」。然而，他的辯說卻迴避了宗教界的「代表性」背後涉及的核心問題。
統戰工作與均衡參與
中央按「均衡參與」原則來設計「四大界別」，旨在「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組成具「廣泛代表性」的選委會及提委會。這種做法可追溯至中共建國以來的統一戰線佈局，藉此顯示中共建立的廣泛政治團結聯盟。1949年的人民政協已有宗教界代表，由具統戰價值的愛國愛教宗教界民主人士擔任（即周恩來強調的「以政治為標準」），並一直沿用至今。
眾所周知，內地各級愛國宗教團體領導人，均被選為全國或地方政協委員（去世的丁光訓主教更任至全國政協副主席）。這種「政治吸納」的方法，在過渡期也在香港實踐。《基本法》諮詢及起草過程中，本港宗教界人士被委任其中（鄺廣傑、釋覺光是草委代表）。中英爭拗時，中央在港委任港事顧問及預委會，亦有宗教界代表。特區政府成立後，宗教界被列入第四界別。梁振英作為長期參與中共香港工作的重要人物，豈會對「界別」在統戰工作中的角色無知？
團結誰？鬥爭誰？
從統戰工作出發，是否所有界別都被吸納？哪個團體或人物能代表有關界別？正好說明中央的「區別對待」原則，其中涉及「誰」具統戰價值，及其中的團結與鬥爭比重。團結與鬥爭在中共統戰工作中，並非簡單的非此即彼關係，借用建國後首任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說法：「團結是有鬥爭的團結，而鬥爭是從團結出發，為了鞏固團結」。田北俊（特邀香港代表）被禠奪全國政協委員一事，正好說明他被「鬥爭」是為了鞏固對建制派的「團結」。但他仍被視為可團結對象、愛國愛港的朋友（陳永棋引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語），反映對田氏鬥爭的程度。我們必須從中共統戰的脈絡來理解「界別」，洞識其所謂的「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的本質，旨在以選舉權、委員身分的誘惑，將其認為可以及需要團結的對象，吸納到建制內，而非真正體現「代表」與「均衡」的權力分配。
宗教工作一直是中共統戰工作的重要環節。除了文革時宗教被列作主要（敵我）矛盾，成為消滅對象外，黨的基本路線均將宗教視為次要（人民內部）矛盾。但這種團結仍需藉不同程度的鬥爭來配合。次要矛盾也要作區別對待，藉着對宗教界內不同宗教，同一宗教內的不同派別、人物，作不同程度的團結與鬥爭，從而將有關界別引導往符合黨的政治任務的方向。如今，梁振英認為宗教界沒有經濟貢獻，是否反映他並沒有掌握中央團結宗教界的基本方向，錯誤地以實質經濟增長作為衡量其貢獻的唯一標準？無論如何，這種政治錯誤的言論，已違反中央團結香港宗教界的政策，傷害了不少原來支持中央的宗教人士的感情。更令人憂慮的是，這是否不自覺地流露其否定宗教價值的深層思維？如此，在其管治下，對宗教的團結會否被鬥爭取代？或是一如其施政表現，以強化鬥爭來促成表面團結？梁對宗教的認識錯誤，業已破壞了中央團結宗教界的統戰成果，甚至走向嚴重路線問題的錯誤方向。
激化矛盾與對立的特區領導
特首的言行很自然會被理解為政府的政策方針，或對中央政策的執行。因此，梁的錯誤，是否單單一句「不好意思」即能開脫？除了最基本的道歉，他需要公開解釋其治港施政理念的根本方針，是否只以經濟貢獻作唯一標準？特區政府是否按此標準對待社會不同界別？他更無法迴避，是否意圖重新界定宗教界版圖內團結與鬥爭的對象？這又有否違反中央團結宗教界的政策？
特區之首，理應以實現中央團結香港各界為重要的政治任務，而非以鬥爭為本，四面樹敵，誇大外國勢力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挾中央以令建制。他將泛民視作主要矛盾，已造成建制派與泛民及溫和派的嚴重決裂。近日對基層人士的侮辱、對體育及宗教界的讒言，只為其未能完成團結港人的劣政，再添新筆。「不好意思」背後，見不到政治領袖應有的識見及問責精神，閃爍其詞仍無法改變其激化對立、製造矛盾的事實。面對當前局面，敢問：何必曰統戰？何必曰團結？如此，不僅是港人之哀，實際上也是中央之哀！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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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工作與均衡參與
中央按「均衡參與」原則來設計「四大界別」，旨在「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組成具「廣泛代表性」的選委會及提委會。這種做法可追溯至中共建國以來的統一戰線佈局，藉此顯示中共建立的廣泛政治團結聯盟。1949年的人民政協已有宗教界代表，由具統戰價值的愛國愛教宗教界民主人士擔任（即周恩來強調的「以政治為標準」），並一直沿用至今。
眾所周知，內地各級愛國宗教團體領導人，均被選為全國或地方政協委員（去世的丁光訓主教更任至全國政協副主席）。這種「政治吸納」的方法，在過渡期也在香港實踐。《基本法》諮詢及起草過程中，本港宗教界人士被委任其中（鄺廣傑、釋覺光是草委代表）。中英爭拗時，中央在港委任港事顧問及預委會，亦有宗教界代表。特區政府成立後，宗教界被列入第四界別。梁振英作為長期參與中共香港工作的重要人物，豈會對「界別」在統戰工作中的角色無知？
團結誰？鬥爭誰？
從統戰工作出發，是否所有界別都被吸納？哪個團體或人物能代表有關界別？正好說明中央的「區別對待」原則，其中涉及「誰」具統戰價值，及其中的團結與鬥爭比重。團結與鬥爭在中共統戰工作中，並非簡單的非此即彼關係，借用建國後首任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說法：「團結是有鬥爭的團結，而鬥爭是從團結出發，為了鞏固團結」。田北俊（特邀香港代表）被禠奪全國政協委員一事，正好說明他被「鬥爭」是為了鞏固對建制派的「團結」。但他仍被視為可團結對象、愛國愛港的朋友（陳永棋引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語），反映對田氏鬥爭的程度。我們必須從中共統戰的脈絡來理解「界別」，洞識其所謂的「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的本質，旨在以選舉權、委員身分的誘惑，將其認為可以及需要團結的對象，吸納到建制內，而非真正體現「代表」與「均衡」的權力分配。
宗教工作一直是中共統戰工作的重要環節。除了文革時宗教被列作主要（敵我）矛盾，成為消滅對象外，黨的基本路線均將宗教視為次要（人民內部）矛盾。但這種團結仍需藉不同程度的鬥爭來配合。次要矛盾也要作區別對待，藉着對宗教界內不同宗教，同一宗教內的不同派別、人物，作不同程度的團結與鬥爭，從而將有關界別引導往符合黨的政治任務的方向。如今，梁振英認為宗教界沒有經濟貢獻，是否反映他並沒有掌握中央團結宗教界的基本方向，錯誤地以實質經濟增長作為衡量其貢獻的唯一標準？無論如何，這種政治錯誤的言論，已違反中央團結香港宗教界的政策，傷害了不少原來支持中央的宗教人士的感情。更令人憂慮的是，這是否不自覺地流露其否定宗教價值的深層思維？如此，在其管治下，對宗教的團結會否被鬥爭取代？或是一如其施政表現，以強化鬥爭來促成表面團結？梁對宗教的認識錯誤，業已破壞了中央團結宗教界的統戰成果，甚至走向嚴重路線問題的錯誤方向。
激化矛盾與對立的特區領導
特首的言行很自然會被理解為政府的政策方針，或對中央政策的執行。因此，梁的錯誤，是否單單一句「不好意思」即能開脫？除了最基本的道歉，他需要公開解釋其治港施政理念的根本方針，是否只以經濟貢獻作唯一標準？特區政府是否按此標準對待社會不同界別？他更無法迴避，是否意圖重新界定宗教界版圖內團結與鬥爭的對象？這又有否違反中央團結宗教界的政策？
特區之首，理應以實現中央團結香港各界為重要的政治任務，而非以鬥爭為本，四面樹敵，誇大外國勢力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挾中央以令建制。他將泛民視作主要矛盾，已造成建制派與泛民及溫和派的嚴重決裂。近日對基層人士的侮辱、對體育及宗教界的讒言，只為其未能完成團結港人的劣政，再添新筆。「不好意思」背後，見不到政治領袖應有的識見及問責精神，閃爍其詞仍無法改變其激化對立、製造矛盾的事實。面對當前局面，敢問：何必曰統戰？何必曰團結？如此，不僅是港人之哀，實際上也是中央之哀！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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