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港聞
詳情#
【明報專訊】警方在佔領行動一些場區清場之後，按照特區政府及學聯之間的公開講話內容，明天（周二）兩者之間就會展開對話。梁振英上周四會見傳媒時稱，學聯的公民提名及人大常委撤回決定的前設「不務實」，學聯則斥政府「霸道不理性」。如此看來，這次對話即使能夠順利展開，過程之間或許還會有一些起落。不過，當佔領事件發展到目前階段，轉向另一漫長段落已是大勢所在：未來社會如何重建信任。
「惟能者能以大事小」
政府須走出重建第一步
有一種說法是，政府及社會之間一旦結束對立狀態之後，雙方都有責任在未來日子取得對方的信任。然而，從所擁資源多少以及權力大小而言，政府在這兩方面屬於強大的一方，這種不對稱的力量比併，無法做到絕對的平等對話，在政制這些全民關切的議題，更是顯見大小懸殊。尤其是發生警員涉以私刑圍毆示威者之後，若處理不善，由此引發的問題，會成為未來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必須予以清除，否則難以解結。
《孟子》說「惟能者能以大事小」，這是我們早前就香港時局提出的看法，社會幾經波折以迄目前，展望未來發展，這句名言依然合用。政改是短時期的事，談得攏就談下去，談不攏就下次再談或暫時按下不提，也許會有其他更具智慧的方法處理。然而，社會如何從這次信任危機重建，以至能否令「危」變「機」，循此改革香港社會內部深層次矛盾，是特區政府應該長考的課題。若是積怨無法消去，只會為另一次更大的衝突鋪下伏線。再者，信心的表現建基於誠意，如果在接觸過程中玩花招搞小動作，互信不可能建立，未來香港仍會處於一觸即發的信任危機。
歷史上，我們不是沒有經過類似的關口。1967年的左派暴動，主因是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禍延香港，但是暴動過後，港英當局從事件汲取教訓，看到舊有殖民地管治模式不能長此下去，開始調整治港模式。今天看來，這些手段部分是換湯不換藥或是徒具其名，但也有人記得其中一些內容，例如舉行了幾屆的「香港節」。真正的變化，是以外交官麥理浩接替殖民地官員戴麟趾任港督，大治年代於焉揭開序幕，這是香港從「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成為「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的歷史轉折。
大亂之後有大治
端視改革者決心
麥理浩上台後致力房屋及廉政建設，推動教育改革，使一個暴動後奄奄一息的城巿變成漸見朝氣的都會，由人人避之則吉遠走他方的暴亂死城蛻變成屬於香港巿民的海港我城。倘若相信「大亂之後有大治」這一說法，總結六七暴動之後幾年的香港確是如此——嶄新氣象當然與麥理浩上任有關，但更大的變化根源，在於新政針對當時社會深層次矛盾，建屋辦學修橋起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帶來香港堅實的社會發展基石。然而，即便大力發展硬件，港英對香港民主發展當時仍諸多掣肘，是必須予以譴責的一大缺失，阻礙民主巨輪前進，是如今香港政治發展踟躕不前的絆腳石。
今天的香港氛圍令人想起近半個世紀前的時空，撕裂後受傷的社會如何重新建立信任及信心，端視特區政府如何隨着社會要求政改的呼聲因勢利導，讓香港再度起航。大亂之後的大治，1967年暴動後的香港以及1976年「四人幫」下台之後的中國大陸皆是如此。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兩次大治其實是來自改革者的決心，對症下藥，扭轉乾坤，絕對不可能大亂之後什麼都不做，大治從天而降、社會就可以扭成一股粗繩同心同德，若是抱着如此心態，不啻是癡人說夢。
面對當下香港的政治及社會處於拉緊狀態的大氣候之下，我們認為，當政改爭論告一段落，政府應邀請德高望重的社會人士例如大法官等，就這次政改及佔領事件深入調查，並逐一指出及解決香港內部的深層次矛盾。政府據此制訂政策，調整施政方向，這樣香港才能浴火重生，給回700萬巿民一個屬於自己的香港。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惟能者能以大事小」
政府須走出重建第一步
有一種說法是，政府及社會之間一旦結束對立狀態之後，雙方都有責任在未來日子取得對方的信任。然而，從所擁資源多少以及權力大小而言，政府在這兩方面屬於強大的一方，這種不對稱的力量比併，無法做到絕對的平等對話，在政制這些全民關切的議題，更是顯見大小懸殊。尤其是發生警員涉以私刑圍毆示威者之後，若處理不善，由此引發的問題，會成為未來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必須予以清除，否則難以解結。
《孟子》說「惟能者能以大事小」，這是我們早前就香港時局提出的看法，社會幾經波折以迄目前，展望未來發展，這句名言依然合用。政改是短時期的事，談得攏就談下去，談不攏就下次再談或暫時按下不提，也許會有其他更具智慧的方法處理。然而，社會如何從這次信任危機重建，以至能否令「危」變「機」，循此改革香港社會內部深層次矛盾，是特區政府應該長考的課題。若是積怨無法消去，只會為另一次更大的衝突鋪下伏線。再者，信心的表現建基於誠意，如果在接觸過程中玩花招搞小動作，互信不可能建立，未來香港仍會處於一觸即發的信任危機。
歷史上，我們不是沒有經過類似的關口。1967年的左派暴動，主因是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禍延香港，但是暴動過後，港英當局從事件汲取教訓，看到舊有殖民地管治模式不能長此下去，開始調整治港模式。今天看來，這些手段部分是換湯不換藥或是徒具其名，但也有人記得其中一些內容，例如舉行了幾屆的「香港節」。真正的變化，是以外交官麥理浩接替殖民地官員戴麟趾任港督，大治年代於焉揭開序幕，這是香港從「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成為「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的歷史轉折。
大亂之後有大治
端視改革者決心
麥理浩上台後致力房屋及廉政建設，推動教育改革，使一個暴動後奄奄一息的城巿變成漸見朝氣的都會，由人人避之則吉遠走他方的暴亂死城蛻變成屬於香港巿民的海港我城。倘若相信「大亂之後有大治」這一說法，總結六七暴動之後幾年的香港確是如此——嶄新氣象當然與麥理浩上任有關，但更大的變化根源，在於新政針對當時社會深層次矛盾，建屋辦學修橋起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帶來香港堅實的社會發展基石。然而，即便大力發展硬件，港英對香港民主發展當時仍諸多掣肘，是必須予以譴責的一大缺失，阻礙民主巨輪前進，是如今香港政治發展踟躕不前的絆腳石。
今天的香港氛圍令人想起近半個世紀前的時空，撕裂後受傷的社會如何重新建立信任及信心，端視特區政府如何隨着社會要求政改的呼聲因勢利導，讓香港再度起航。大亂之後的大治，1967年暴動後的香港以及1976年「四人幫」下台之後的中國大陸皆是如此。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兩次大治其實是來自改革者的決心，對症下藥，扭轉乾坤，絕對不可能大亂之後什麼都不做，大治從天而降、社會就可以扭成一股粗繩同心同德，若是抱着如此心態，不啻是癡人說夢。
面對當下香港的政治及社會處於拉緊狀態的大氣候之下，我們認為，當政改爭論告一段落，政府應邀請德高望重的社會人士例如大法官等，就這次政改及佔領事件深入調查，並逐一指出及解決香港內部的深層次矛盾。政府據此制訂政策，調整施政方向，這樣香港才能浴火重生，給回700萬巿民一個屬於自己的香港。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