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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佔領運動沸沸揚揚，政府不肯讓步，學生拒絕撤退；膠着狀態，進退維谷。
目下香港，令我們想起莊子。《齊物論》如是說：「……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莊子的意思是：是即非，非即是，二者相倚而即，彼此皆無自性。若回落至經驗世間，則雙方各自分立，就着彼之一面可以形成一套是非價值觀念，就着此之一面亦可以形成一套是非價值觀念。莊子肯定彼此、是非乃依成心不斷分別而衍生。成心即一種自我偏執，以自我為中心，以分化為本質。於是各人皆有自己的信念，並以自己的觀點為絕對價值。因此，自彼的角度，總以彼為中心，彼以所肯定的為絕對正確；反之，此之一方亦然。彼與是須衝破二分對偶，復其本如無分別境，此即道之樞紐。莊子透過現象，體證生命存在的芒昧性，由此而洞悉現實生命為一成心結構。成心一立，則有彼我之分；有彼我之分則有是非爭議——我的觀點因反你而起，你的立場為反我而設；彼此以否定對方而建立自己，是非爭議出於雙方各持己見，對偶遂牢而不破。
眼前學生運動的膠着，不在於觀點相左，而在於二極分化。在一場有關佔中的討論中，20歲的大學生與行將退休的公務員舌劍唇槍，激烈辯論。你說抗爭方法千千萬萬，佔領公共空間影響民生最是低劣；我說遊行示威公投諮詢一一嘗試，政府不願回應民意，方將學生和市民逼上街頭。3小時的激辯，各具立場各有道理。當辯論雙方都進入對現象的詮釋過程，彼此帶着價值判斷面對當前環境，便落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狀况。支持佔領者會問：為何你們目光不可放遠一點？佔領是為了真普選，為了香港更民主的未來，我們也理解抗爭影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但為了民主自由，我們必須這樣做，才可逼使政府回應民眾的訴求。反對佔領者會罵：你們根本不切實際，這是井水犯河水的行為。中央政府不會動搖，特區政府也不會有任何實際行動，但你們癱瘓港九交通，影響市民上班上學甚至營生，就是不對。社會上的主流意見，在此不必一一討論；環顧四周，各執一詞的辯論，俯拾皆是。一時間，人人化身演說家，大是大非，振振有詞，隨時亮出一套理論，並且不遺餘力地維護這套理論背後的個人信念。當辯論對手一出現，立即爆發一場我真你假的宗教式對決，沒有溝通，只有零和。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當很多表面「理性地講道理」的雄辯家偉論滔滔的時候，往往忽略了理性的功能。理性的功能，其一是透過嚴謹的一致性推論，確定自身的真確性；其二是開放地接受自身的錯誤。在支持及反對佔領的人群中，不乏犯了思考謬誤者，他們總以自覺合理的角度，去推論事情的真相，以求得出論證的正確性（validity），卻忽略了命題的真偽，結果墜進線性因果關係（linear causality）的思考。例如A認為某些國家眼看中國經濟發展快速，為了拖慢其步伐，遂策動佔領行動，並在背後操縱大局。B認為佔領人士無論說什麼做什麼，中央政府也不會讓步，因此佔領行動根本就是徒勞無功。C認為抗爭到這地步已經愈來愈缺少談判優勢，撤退的話只有失去所有籌碼，所以一定要繼續佔領，否則運動將會前功盡廢。
線性因果推理
須知道，邏輯推論（Inference）與現實推理（Reasoning）頗有差別，前者只重視前提過渡至結論之間的正確性與一致性，而不考慮知識的真假，假若我們堅持自己的信念是絕對真確的，則依前提必然地推出結論的形式推理（例如：假設A大於B，而B大於C，則A必定大於C） ，若以此推演，則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證明自己必定是站在對的一面，而與我的論點相違背的，就必然是錯的。然而，現實中的推理，除了講求推論間的正確性與一致性，更要求推理中的論據切合事實。假如我們抹煞了論據的真實性或者全面性，就容易落入「線性因果推理」的思考陷阱。
所以，理性更重要的功能不僅僅講求推理，更自我要求批判自己，即是說懷疑自己的前提會否判斷錯誤。Karl Popper在論《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中提到，開放社會的開放性是基於沒有人知道完美的政府是什麼樣子，於是次優的選擇是一個可以和平更替權力的政府。文化多元不僅是開放社會的特點，開放社會可以不斷改善，是推動進步的活力泉源。
類型化思考
對應於批判性思考，類型化思考是將人或事物作簡單的分類，因而抹煞了人或事物的具體性及特殊性。這種約化思維方式，往往將事情標籤化，以適應個人的理解能力，以便對號入座。例如：「民主派必定反共」、「建制派無一不親中」，「誰反對佔領誰就不是我的朋友」。看似非黑即白、忠奸分明，實際以偏概全，亂貼標籤。
事後孔明
當事情正處於不明朗階段，往往眾說紛紛，莫衷一是。然而，當我們事後回看事件，便彷彿看透全局，卻忘記這不過是事後孔明的想當然。而以全知觀點看現象的人，正是最危險的一群。佛家有云：「業力不可思識。」佔領行動事態發展因緣和合，並非必然。凡事發生除了有主因，更有助緣；助緣可能出於偶然，卻是牽一髮可動全身，例如佔領行動中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非佔領的主因，卻是運動的一大助緣——由於警方的不合理武力清場行動，引發全球注目，也激發更多市民支援示威者，令佔領行動更加「成功」。假如事後孔明以全知的姿態想當然地說「我早就知道佔領行動一定可以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並且引起國際輿論」的話，那就是最天真的思考謬誤。
目前局勢，多因多果同時交織，不是單純作用與反作用的角力，因此難以簡單的因果推論加以判斷。二極化爭論之危險，在於人人自以為掌握着真理，遂落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僵局中。世上不是沒有真理與公義，只是當討論者以自我為中心，抱着我是你非的對決心態，加以情緒化的姿態，真正的討論將付諸厥如。理性的對話，必須先放下雙方對現象的詮釋，不涉價值判斷，而是對現象如其所如地作出描述，方可求同存異，避免二極思維帶來的社會分化。
海德格認為，在語言破碎處，真理驟現。當討論不再落入思維及語言的陷阱；當彼此認真反省過去，面對現在，放眼將來，對話的基礎才可建立。當香港人重新審視我們的歷史根源，了解並擁抱文化中國，加上逐步培養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方可與高文明民主政制相契合，建設和諧的自由港。
作者陶國璋是哲學系高級講師、黃曉紅是臨牀心理學博士學生
目下香港，令我們想起莊子。《齊物論》如是說：「……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莊子的意思是：是即非，非即是，二者相倚而即，彼此皆無自性。若回落至經驗世間，則雙方各自分立，就着彼之一面可以形成一套是非價值觀念，就着此之一面亦可以形成一套是非價值觀念。莊子肯定彼此、是非乃依成心不斷分別而衍生。成心即一種自我偏執，以自我為中心，以分化為本質。於是各人皆有自己的信念，並以自己的觀點為絕對價值。因此，自彼的角度，總以彼為中心，彼以所肯定的為絕對正確；反之，此之一方亦然。彼與是須衝破二分對偶，復其本如無分別境，此即道之樞紐。莊子透過現象，體證生命存在的芒昧性，由此而洞悉現實生命為一成心結構。成心一立，則有彼我之分；有彼我之分則有是非爭議——我的觀點因反你而起，你的立場為反我而設；彼此以否定對方而建立自己，是非爭議出於雙方各持己見，對偶遂牢而不破。
眼前學生運動的膠着，不在於觀點相左，而在於二極分化。在一場有關佔中的討論中，20歲的大學生與行將退休的公務員舌劍唇槍，激烈辯論。你說抗爭方法千千萬萬，佔領公共空間影響民生最是低劣；我說遊行示威公投諮詢一一嘗試，政府不願回應民意，方將學生和市民逼上街頭。3小時的激辯，各具立場各有道理。當辯論雙方都進入對現象的詮釋過程，彼此帶着價值判斷面對當前環境，便落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狀况。支持佔領者會問：為何你們目光不可放遠一點？佔領是為了真普選，為了香港更民主的未來，我們也理解抗爭影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但為了民主自由，我們必須這樣做，才可逼使政府回應民眾的訴求。反對佔領者會罵：你們根本不切實際，這是井水犯河水的行為。中央政府不會動搖，特區政府也不會有任何實際行動，但你們癱瘓港九交通，影響市民上班上學甚至營生，就是不對。社會上的主流意見，在此不必一一討論；環顧四周，各執一詞的辯論，俯拾皆是。一時間，人人化身演說家，大是大非，振振有詞，隨時亮出一套理論，並且不遺餘力地維護這套理論背後的個人信念。當辯論對手一出現，立即爆發一場我真你假的宗教式對決，沒有溝通，只有零和。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當很多表面「理性地講道理」的雄辯家偉論滔滔的時候，往往忽略了理性的功能。理性的功能，其一是透過嚴謹的一致性推論，確定自身的真確性；其二是開放地接受自身的錯誤。在支持及反對佔領的人群中，不乏犯了思考謬誤者，他們總以自覺合理的角度，去推論事情的真相，以求得出論證的正確性（validity），卻忽略了命題的真偽，結果墜進線性因果關係（linear causality）的思考。例如A認為某些國家眼看中國經濟發展快速，為了拖慢其步伐，遂策動佔領行動，並在背後操縱大局。B認為佔領人士無論說什麼做什麼，中央政府也不會讓步，因此佔領行動根本就是徒勞無功。C認為抗爭到這地步已經愈來愈缺少談判優勢，撤退的話只有失去所有籌碼，所以一定要繼續佔領，否則運動將會前功盡廢。
線性因果推理
須知道，邏輯推論（Inference）與現實推理（Reasoning）頗有差別，前者只重視前提過渡至結論之間的正確性與一致性，而不考慮知識的真假，假若我們堅持自己的信念是絕對真確的，則依前提必然地推出結論的形式推理（例如：假設A大於B，而B大於C，則A必定大於C） ，若以此推演，則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證明自己必定是站在對的一面，而與我的論點相違背的，就必然是錯的。然而，現實中的推理，除了講求推論間的正確性與一致性，更要求推理中的論據切合事實。假如我們抹煞了論據的真實性或者全面性，就容易落入「線性因果推理」的思考陷阱。
所以，理性更重要的功能不僅僅講求推理，更自我要求批判自己，即是說懷疑自己的前提會否判斷錯誤。Karl Popper在論《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中提到，開放社會的開放性是基於沒有人知道完美的政府是什麼樣子，於是次優的選擇是一個可以和平更替權力的政府。文化多元不僅是開放社會的特點，開放社會可以不斷改善，是推動進步的活力泉源。
類型化思考
對應於批判性思考，類型化思考是將人或事物作簡單的分類，因而抹煞了人或事物的具體性及特殊性。這種約化思維方式，往往將事情標籤化，以適應個人的理解能力，以便對號入座。例如：「民主派必定反共」、「建制派無一不親中」，「誰反對佔領誰就不是我的朋友」。看似非黑即白、忠奸分明，實際以偏概全，亂貼標籤。
事後孔明
當事情正處於不明朗階段，往往眾說紛紛，莫衷一是。然而，當我們事後回看事件，便彷彿看透全局，卻忘記這不過是事後孔明的想當然。而以全知觀點看現象的人，正是最危險的一群。佛家有云：「業力不可思識。」佔領行動事態發展因緣和合，並非必然。凡事發生除了有主因，更有助緣；助緣可能出於偶然，卻是牽一髮可動全身，例如佔領行動中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非佔領的主因，卻是運動的一大助緣——由於警方的不合理武力清場行動，引發全球注目，也激發更多市民支援示威者，令佔領行動更加「成功」。假如事後孔明以全知的姿態想當然地說「我早就知道佔領行動一定可以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並且引起國際輿論」的話，那就是最天真的思考謬誤。
目前局勢，多因多果同時交織，不是單純作用與反作用的角力，因此難以簡單的因果推論加以判斷。二極化爭論之危險，在於人人自以為掌握着真理，遂落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僵局中。世上不是沒有真理與公義，只是當討論者以自我為中心，抱着我是你非的對決心態，加以情緒化的姿態，真正的討論將付諸厥如。理性的對話，必須先放下雙方對現象的詮釋，不涉價值判斷，而是對現象如其所如地作出描述，方可求同存異，避免二極思維帶來的社會分化。
海德格認為，在語言破碎處，真理驟現。當討論不再落入思維及語言的陷阱；當彼此認真反省過去，面對現在，放眼將來，對話的基礎才可建立。當香港人重新審視我們的歷史根源，了解並擁抱文化中國，加上逐步培養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方可與高文明民主政制相契合，建設和諧的自由港。
作者陶國璋是哲學系高級講師、黃曉紅是臨牀心理學博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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