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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政府暫停與學聯對話之後，佔領運動進入新階段，政府與運動持份者的街頭爭奪戰，遍地開花，另外，隨着立法會復會，朝野角力將另闢戰場，由街頭移入議會，總體政局就是一個「鬥」字。各方埋首鬥爭，只講立場，不問是非對錯。這種情况，不單對平和解決今次事件毫無助益，香港管治困局更難化解，社會秩序與穩定被不明朗因素籠罩，各方面發展勢必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如何轉化今次事件成為香港的正面動力，是各方需要思考的問題。
立會黨派調查佔領
動機目的都不可取
學聯與學民思潮號召更多人上街，擴大佔領範圍，他們仍然認為鼓動市民上街是最有力的籌碼，可藉此對政府施加更大壓力。不過，佔領幹道的雙刃劍實質已經呈現出來，阻斷交通，確實對政府運作、社會秩序帶來影響，政府承受一定壓力，只是事實證明最受佔領影響的並非政府，而是一般普羅大衆，市民宛如被懲罰，直接承受佔領運動的惡果。民意在轉變，若情况不獲改善，市民對這次運動的支持將會流失。
政府的應對，以拖待變，等待佔領運動能量流失，自行潰退。未來3日，特首梁振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與多名局長到廣州參加「泛珠論壇」，另外，律政司長袁國強下周一至周三到倫敦出席法律博覽會的活動。政府高層官員相繼離港公幹，按正常情况，政府要員不在港坐鎮，理應不會武力清場。因此，情况顯示佔領運動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接下來，市民怎樣體待這場運動，會影響政府和運動持份者的策略。首先，運動有變質傾向，旺角的集會人士打邊爐，打乒乓球，甚至準備開枱打麻將，顯示這些人根本漠視其他市民的感受，損害了佔領運動的正當性。另外，愈來愈多各方社會人士，會對佔領行動嗆聲和採取行動，佔領人士與反佔領人士的互動，會否出現衝突變故，已經成為整體社會的懸念。佔領運動拿市民的利益當籌碼，事態證明從一開始就有問題，運動持份者終止與市民為敵的局面，轉移到公園繼續佔領和抗爭，才是正確做法。
這邊廂，官民爭奪街頭民意，那邊廂，立法會建制與泛民陣營就佔領議題惡鬥。泛民議員在議會內採取怎樣的不合作做法，阻撓政府施政，尚待觀察，而泛民與建制陣營都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從不同角度調查此事，已經揭開惡鬥序幕。
今次佔領運動，牽連之廣、觸動之深，較2003年50萬人大遊行猶有過之，因為2003年處於經濟衰退，與現在經濟基調良好、接近全民就業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這次由學生主導的政治運動，乃回歸以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事件的肇因，政改爭議只是導火線，實際上是香港各方面深層次矛盾，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社會現狀不滿的總爆發。因此，好好總結經驗教訓，是打造良好管治、解決矛盾、改進社會的必要舉措；然而，建制與泛民陣營搶着主導調查，志不在此，他們的動機旨在政治鬥爭，甚而是個別政客藉此攫取政治利益而已。
泛民議員首先提出以呈請書調查警方處理佔中的手法，這個議題，對警方和政府不利，建制議員隨即反制，提出透過呈請書和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範圍不僅針對警方的處理手法，擴大至佔中背後的組織策略、資金來源、引起的公共秩序和交通問題。兩派議員都說反映民意，不過，實際是利用調查打擊政治對手。建制與泛民陣營的狹隘視野、短淺目光，與佔領運動對香港造成的深遠影響，差之遠矣！
法官率獨立委會調查
理出病因供各方參考
佔領運動整件事一定要調查，目的不在追究責任，而是全方位檢視，理出事件的淵源、背景，以及社會各種因素等的關係，使中央、特區政府、港人知道為何在經濟基調良好的情况下，香港會發生這樣規模龐大的群衆抗爭行為。只有梳理出事件的因由脈絡，才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出了什麼問題，然後對症下藥，從根本上治理，則困境才有望衝破，使香港的治理回歸正軌。這是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應有的認知。
以立法會建制與泛民陣營的動機和目的，不可能達致為香港把脈、理出病因的效果，對佔領運動的調查，政府應該委任具公信力人士（例如已退休大法官）領導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超逾黨派利益，全方位調查，總結因由，供各方參考研議。上世紀1966年和1967年兩場暴動，港英殖民地政府深入研究後，察覺到有需要調整過時的管治策略，透過主動關心和改善一般市民民生、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緩和市民的不安情緒與政府的對立；然後在1970年代在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各方面進行大規模建設和改革，伴隨着經濟起飛，香港得以進入一段較長時間的長治久安局面。
今次佔領運動，與暴動的暴烈程度相比，天壤之別，不過，事態反映管治策略與現實之脫節、深層次矛盾反映的結構性不公平、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現狀的不滿等，與當年有異曲同工之契合；當年兩次官民流血衝突，換來香港大變革的契機，今次若能重複這個軌迹，就是香港福份和福氣，只有這樣，香港才稱得上是福地。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立會黨派調查佔領
動機目的都不可取
學聯與學民思潮號召更多人上街，擴大佔領範圍，他們仍然認為鼓動市民上街是最有力的籌碼，可藉此對政府施加更大壓力。不過，佔領幹道的雙刃劍實質已經呈現出來，阻斷交通，確實對政府運作、社會秩序帶來影響，政府承受一定壓力，只是事實證明最受佔領影響的並非政府，而是一般普羅大衆，市民宛如被懲罰，直接承受佔領運動的惡果。民意在轉變，若情况不獲改善，市民對這次運動的支持將會流失。
政府的應對，以拖待變，等待佔領運動能量流失，自行潰退。未來3日，特首梁振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與多名局長到廣州參加「泛珠論壇」，另外，律政司長袁國強下周一至周三到倫敦出席法律博覽會的活動。政府高層官員相繼離港公幹，按正常情况，政府要員不在港坐鎮，理應不會武力清場。因此，情况顯示佔領運動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接下來，市民怎樣體待這場運動，會影響政府和運動持份者的策略。首先，運動有變質傾向，旺角的集會人士打邊爐，打乒乓球，甚至準備開枱打麻將，顯示這些人根本漠視其他市民的感受，損害了佔領運動的正當性。另外，愈來愈多各方社會人士，會對佔領行動嗆聲和採取行動，佔領人士與反佔領人士的互動，會否出現衝突變故，已經成為整體社會的懸念。佔領運動拿市民的利益當籌碼，事態證明從一開始就有問題，運動持份者終止與市民為敵的局面，轉移到公園繼續佔領和抗爭，才是正確做法。
這邊廂，官民爭奪街頭民意，那邊廂，立法會建制與泛民陣營就佔領議題惡鬥。泛民議員在議會內採取怎樣的不合作做法，阻撓政府施政，尚待觀察，而泛民與建制陣營都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從不同角度調查此事，已經揭開惡鬥序幕。
今次佔領運動，牽連之廣、觸動之深，較2003年50萬人大遊行猶有過之，因為2003年處於經濟衰退，與現在經濟基調良好、接近全民就業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這次由學生主導的政治運動，乃回歸以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事件的肇因，政改爭議只是導火線，實際上是香港各方面深層次矛盾，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社會現狀不滿的總爆發。因此，好好總結經驗教訓，是打造良好管治、解決矛盾、改進社會的必要舉措；然而，建制與泛民陣營搶着主導調查，志不在此，他們的動機旨在政治鬥爭，甚而是個別政客藉此攫取政治利益而已。
泛民議員首先提出以呈請書調查警方處理佔中的手法，這個議題，對警方和政府不利，建制議員隨即反制，提出透過呈請書和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範圍不僅針對警方的處理手法，擴大至佔中背後的組織策略、資金來源、引起的公共秩序和交通問題。兩派議員都說反映民意，不過，實際是利用調查打擊政治對手。建制與泛民陣營的狹隘視野、短淺目光，與佔領運動對香港造成的深遠影響，差之遠矣！
法官率獨立委會調查
理出病因供各方參考
佔領運動整件事一定要調查，目的不在追究責任，而是全方位檢視，理出事件的淵源、背景，以及社會各種因素等的關係，使中央、特區政府、港人知道為何在經濟基調良好的情况下，香港會發生這樣規模龐大的群衆抗爭行為。只有梳理出事件的因由脈絡，才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出了什麼問題，然後對症下藥，從根本上治理，則困境才有望衝破，使香港的治理回歸正軌。這是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應有的認知。
以立法會建制與泛民陣營的動機和目的，不可能達致為香港把脈、理出病因的效果，對佔領運動的調查，政府應該委任具公信力人士（例如已退休大法官）領導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超逾黨派利益，全方位調查，總結因由，供各方參考研議。上世紀1966年和1967年兩場暴動，港英殖民地政府深入研究後，察覺到有需要調整過時的管治策略，透過主動關心和改善一般市民民生、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緩和市民的不安情緒與政府的對立；然後在1970年代在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各方面進行大規模建設和改革，伴隨着經濟起飛，香港得以進入一段較長時間的長治久安局面。
今次佔領運動，與暴動的暴烈程度相比，天壤之別，不過，事態反映管治策略與現實之脫節、深層次矛盾反映的結構性不公平、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現狀的不滿等，與當年有異曲同工之契合；當年兩次官民流血衝突，換來香港大變革的契機，今次若能重複這個軌迹，就是香港福份和福氣，只有這樣，香港才稱得上是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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