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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上周去了澳洲參加學術會議，這時發生學生罷課及抗爭佔領行動，在彼邦的電視新聞看見香港現場的黑壓人群和催淚煙彈，電腦及手機傳來數以百計的電郵和WhatsApp信息，心情既焦急又低落。無論是澳洲當地的餐廳員工、計程車司機還是海關人員，知道我來自香港後，便馬上說他們都知道香港的情况，並祝我們好運。即時浮現在腦的是上世紀60年代末美國反越戰示威者所喊的口號：“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現時全球更趨一體化，在理念、組織和行動上都日益相通，討論外國的事例經驗，馬上想起香港的情况。在我參加的會議中有一位講者班納教授（Lance Bennett），其講題是「連繫行動的邏輯：數碼媒體與現代抗爭的組織」，當中很多看法值得參考，用來分析佔中運動能帶來啟示（見參考書目）。
班納教授指出，在傳統的抗爭方式中，組織機構的角色很重要，它領導群眾、統一思想和指揮集體行動。在過程中，傳播的作用主要在於強化現有的組織。例如在勞資糾紛中，工會領袖提出訴求，參加談判，開展罷工，他們靠人際網絡溝通及傳統大眾傳媒發放資訊，以爭取市民支持。
在資訊社會的新型抗爭方式，很多時以個人為先，組織為次，傳播的角色不僅在於溝通，甚至是創造了組織。在今次的佔中行動和兩年前的反國教科事件中，可見這些特點。
資訊社會的新型抗爭方式
首先談組織。班納教授發現，傳統的社運組織大多有正規科層結構，歷史悠久，大家易於加入成為會員。近年新興的運動組織很多都沒有會址，他們不大重視招收會員，組織結構以透明、開放、橫向、鬆散、靈活為特點，就像一個交響樂團，各部分成員按樂譜自行演繹，而指揮只是負責協調。在今次運動中，學聯算是悠久的傳統組織，但其主要行政者是秘書長而非會長或主席。學民思潮成立不過3年多，主事者的職銜是召集人或發言人。佔中三子更不算是正規組織，大家只在示威現場及大眾傳媒中看見他們的身影。甚至親建制的團體如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愛港之聲、愛港力量、保衛香港行動等，都不同程度有這些特點。
其次是個人參與。新一代的年輕人在獲得資訊過程中，強調自己的參與性，在消費資訊時又要能回應甚至生產資訊。他們喜歡從不同來源獲得信息，特別是依靠網上群組而非傳統正規的渠道。這配合無處和無時不在的個人數碼科技（特別是社交媒體），令他們樂於分享資訊，從中得到滿足感和成就感。他們有能力駕馭科技、獲得知識、分辨優劣、認識同儕。這在大學生和年輕高教育群組更為明顯。
第三是傳播的角色。數碼科技將信息主動推向受眾，而且免費和大量，不同的科技資訊平台湧現，各有其特色、對象和作用，催生了社會運動，並跳出對傳統機構的依賴。傳播的形式在改變，其重要性加強，不單成為運動中人的主要溝通紐帶，更創造了運動組織本身。
傳播的作用在於統籌活動、建立關係、提出訴求、發放篩選信息，形成各種不同的網絡。透過傳播，個人、組織和網絡得以連繫起來，由組織發放資源、回應事件、領導走向。從市民參與佔中運動，到抗爭組織的建立，再聚集不同的社會群體，然後上升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這一圈圈互相緊扣、密集而且立體的「網絡的網絡」，是科網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
無領袖、有組織、靠傳播
有評論人指出，網絡組織的特點是「無領袖、有組織」，我覺得還可以加上「靠傳播」。這種組織的優點在於小巧靈活，能配合社會和科技走勢，特別適合新一代的運作方式。它同時也存在不足，例如在做決定時不一定夠效率，難於整合大家的意見，可能錯失時機。
如何補足這個缺失？從較宏觀角度看，網絡組織應和傳統機構互相配合，社交媒體及傳統媒體各有功能，年輕衝勁與年長經驗結合，加強協作，互補長短，各司其職。政府及建制方面的組織其實也一樣。組織的負責人要有全局觀、同理心、交互角度，這樣才能知己知彼，在「又傾（傳播）又砌（抗爭）」（借用民協以前的用語）的策略下，創造雙贏局面，建立良性循環。
事物生命不斷流轉，總是有盛有衰，有始有終，事情有階段有層次，戰略和戰術同時考慮，理想與現實嘗試調和，張力有鬆有緊，焦點有主有次，原則堅定手法靈活，有堅持也要有讓步，要爭取也準備付出。這樣才可把握機遇，解決問題，讓全世界看到的香港不再是充滿催淚煙的示威街頭，而是人們蜂擁上街去慶祝一個更民主的選舉制度。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參考書目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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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全球更趨一體化，在理念、組織和行動上都日益相通，討論外國的事例經驗，馬上想起香港的情况。在我參加的會議中有一位講者班納教授（Lance Bennett），其講題是「連繫行動的邏輯：數碼媒體與現代抗爭的組織」，當中很多看法值得參考，用來分析佔中運動能帶來啟示（見參考書目）。
班納教授指出，在傳統的抗爭方式中，組織機構的角色很重要，它領導群眾、統一思想和指揮集體行動。在過程中，傳播的作用主要在於強化現有的組織。例如在勞資糾紛中，工會領袖提出訴求，參加談判，開展罷工，他們靠人際網絡溝通及傳統大眾傳媒發放資訊，以爭取市民支持。
在資訊社會的新型抗爭方式，很多時以個人為先，組織為次，傳播的角色不僅在於溝通，甚至是創造了組織。在今次的佔中行動和兩年前的反國教科事件中，可見這些特點。
資訊社會的新型抗爭方式
首先談組織。班納教授發現，傳統的社運組織大多有正規科層結構，歷史悠久，大家易於加入成為會員。近年新興的運動組織很多都沒有會址，他們不大重視招收會員，組織結構以透明、開放、橫向、鬆散、靈活為特點，就像一個交響樂團，各部分成員按樂譜自行演繹，而指揮只是負責協調。在今次運動中，學聯算是悠久的傳統組織，但其主要行政者是秘書長而非會長或主席。學民思潮成立不過3年多，主事者的職銜是召集人或發言人。佔中三子更不算是正規組織，大家只在示威現場及大眾傳媒中看見他們的身影。甚至親建制的團體如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愛港之聲、愛港力量、保衛香港行動等，都不同程度有這些特點。
其次是個人參與。新一代的年輕人在獲得資訊過程中，強調自己的參與性，在消費資訊時又要能回應甚至生產資訊。他們喜歡從不同來源獲得信息，特別是依靠網上群組而非傳統正規的渠道。這配合無處和無時不在的個人數碼科技（特別是社交媒體），令他們樂於分享資訊，從中得到滿足感和成就感。他們有能力駕馭科技、獲得知識、分辨優劣、認識同儕。這在大學生和年輕高教育群組更為明顯。
第三是傳播的角色。數碼科技將信息主動推向受眾，而且免費和大量，不同的科技資訊平台湧現，各有其特色、對象和作用，催生了社會運動，並跳出對傳統機構的依賴。傳播的形式在改變，其重要性加強，不單成為運動中人的主要溝通紐帶，更創造了運動組織本身。
傳播的作用在於統籌活動、建立關係、提出訴求、發放篩選信息，形成各種不同的網絡。透過傳播，個人、組織和網絡得以連繫起來，由組織發放資源、回應事件、領導走向。從市民參與佔中運動，到抗爭組織的建立，再聚集不同的社會群體，然後上升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這一圈圈互相緊扣、密集而且立體的「網絡的網絡」，是科網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
無領袖、有組織、靠傳播
有評論人指出，網絡組織的特點是「無領袖、有組織」，我覺得還可以加上「靠傳播」。這種組織的優點在於小巧靈活，能配合社會和科技走勢，特別適合新一代的運作方式。它同時也存在不足，例如在做決定時不一定夠效率，難於整合大家的意見，可能錯失時機。
如何補足這個缺失？從較宏觀角度看，網絡組織應和傳統機構互相配合，社交媒體及傳統媒體各有功能，年輕衝勁與年長經驗結合，加強協作，互補長短，各司其職。政府及建制方面的組織其實也一樣。組織的負責人要有全局觀、同理心、交互角度，這樣才能知己知彼，在「又傾（傳播）又砌（抗爭）」（借用民協以前的用語）的策略下，創造雙贏局面，建立良性循環。
事物生命不斷流轉，總是有盛有衰，有始有終，事情有階段有層次，戰略和戰術同時考慮，理想與現實嘗試調和，張力有鬆有緊，焦點有主有次，原則堅定手法靈活，有堅持也要有讓步，要爭取也準備付出。這樣才可把握機遇，解決問題，讓全世界看到的香港不再是充滿催淚煙的示威街頭，而是人們蜂擁上街去慶祝一個更民主的選舉制度。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參考書目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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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論壇版文章以900字為限，讀者來函請以500字為限。電郵forum@mingpao.com，傳真﹕2898 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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