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他們都是「黑社會」／文﹕蔡子強

【明報專訊】上周一，「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成立熱線，鼓勵人們舉報中學校內策動罷課及佔中的「情報」，做法引起教育界以至整個社會的極大反彈，被批評為企圖在學校裏製造白色恐怖。到了周二，大聯盟執委、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出席港台《千禧年代》節目時，更以「黑社會」的手法來比喻罷課，再次讓人嘩然。


本周一，《明報》刊登了黃均瑜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就罷課問題進行的對談，周永康列舉五四運動以及中共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也搞過罷課，黃均瑜則回應稱他「不清楚」當年情况。


罷課就是五四運動的一大主要手段

眾所周知，教聯會是愛國陣營裏教育界的中堅，作為愛國陣營的一員，理應對當年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崛起，以及中共第一代領袖有份參與的愛國民主運動，不會感到陌生，還應該推崇備至，但現在黃均瑜竟說「不清楚」當年情况，實在讓人驚訝。不過，這也不打緊，這裏就讓我們重溫當年的一些歷史。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學生聚集於天安門，抗議列強在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平對待，之後更舉行大遊行，但卻遭軍警鎮壓，32名學生被捕。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旋即總罷課，強烈抗議，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之後一個月，全國各大城市的民眾和學生陸續參與「三罷」，即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而且進一步把要求從釋放被捕學生，延伸至外抗強權、內懲國賊、要求中國拒絕在和約上簽署、挽留北大校長蔡元培等。


周恩來都曾策動罷課

從此之後，罷課，便成了民國時期學生運動對抗強權的一種重要抗爭手段。


例如，1919年10月10日，天津各校學生和各界群眾共四五萬人一起集會，紀念中國結束帝制和走向共和8周年。會後更舉行大遊行，但卻遭軍警鎮壓，遊行群眾遭攔阻和毆打。當時學生領袖之一的周恩來向警方交涉，但不獲理睬。於是，天津學聯發動罷課抗議，當時的《停課宣言》，就是由周恩來親自起草的。


不單止周恩來，就連毛澤東都曾經試過「罷課」。話說年幼時，毛在課堂上與老師搞對抗，反對要求學生遵守種種拘謹的繁文縟節，因而觸怒了老師，毛一時反叛下出走，躲進山裏去，3天後才回到家裏。很多年後，他以「罷課」來形容他這次的行徑，他說：「回到家裏以後，我驚訝地發現情形有了一些改觀。父親稍微比過去體諒些了，先生的態度也比較溫和些了。我的抗議行動的結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是一次勝利的『罷課』。」


其實，在中共第一代領袖中，曾經參與和策動罷課的人多的是，再舉一例，中國共產黨第二任總書記瞿秋白，在五四運動時，他是俄文專修館的學生代表，不單率領同學參加了示威遊行，在5月5日，他又率領俄專同學參加了前述北京的總罷課。


周恩來毛澤東瞿秋白等原來都是「黑社會」

近日，就連英國首相卡梅倫，也拿此來開玩笑。話說上周英國國會臨時休會，讓三黨黨魁可以因此抽空到蘇格蘭，游說當地人在公投中反對蘇格蘭獨立。卡梅倫說，就連他的兒子見狀也要仿效，說要曠課，以騰出時間為挽留蘇格蘭略盡一點綿力。（或許，看在愛國陣營眼裏，這就是英美勢力藉故曲線為香港罷課造勢之舉，又是「外部勢力介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又一鐵證）


回到正題，如果教聯會會長黃均瑜的說法成立，罷課果然是「黑社會手法」的話，那麼，不單止五四運動，就連周恩來、毛澤東、瞿秋白等中共第一代領袖，原來都是「黑社會」。我倒想知道教聯會裏的老師，以至愛國學校，往後可以如何教授中史課，可以如何詮釋五四運動，以及可以如何評價和看待這些中共領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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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往事並不如煙》

上星期在本欄寫了〈沉淪於舉報歪風蔓延時〉一文，當中提到中國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如何因着當權者鼓動民眾之間互相舉報、互相揭發，而造成人們彼此背叛和出賣，結果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關係，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周末，趁着在家裏有空，在書櫃裏翻出章詒和所著《往事並不如煙》一書再讀，重溫了以下一段故事。


作者提到，史良是她父親的知交，而她自己從小就十分崇拜這位姊姊，更覺得她長得十分美麗，只要她父親（章伯鈞）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她聽到之後就會興奮不已。而這位在解放後做大官（司法部長）的姊姊，也對作者一家十分體貼，甚至在那個艱苦、匱乏的年代，會窩心地送來日常用品和食物，照顧有加。但到了反右運動期間，卻一切都變了。


隨着政局惡化，有天晚上章伯鈞到史良這位老友家裏夜談，想了解一下政局的最新發展，也說說他的憂慮和牢騷，想對方給他指點一下迷津，不料，卻為自己種下惡果。


之後，章伯鈞因說錯了話而被鬥爭，被批評為右派之首，儘管他作出公開反省和自我批評，但仍不為接納。到了一個晚上，又要開會，會上史良長篇發言，不料卻把矛頭直指章伯鈞，更把後者在那晚與她單獨會面的談話內容統統都說了出來，說那番私下表白與他現時的公開反省和自我批評並不符合，更因而作出嚴厲的批評，說：「我懷疑伯鈞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在這次鬥爭中『不夠堅定，認識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鈞也有兩套做法，在群眾面前講的是一套，在背後講的又是一套呢？」


被好朋友出賣，把彼此的私下談話，拿來舉報和揭發，作為批鬥的材料，這讓章伯鈞極度錯愕和沮喪。之後，他跟太太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


在書中所見，作者似乎並不太恨這位姊姊，畢竟到作者後來落難，因批評了一下時政而身陷冤獄時，史良都有施以援手，把她搭救。或許，史良本身並不是一個壞人，當年的背叛和出賣，或許只不過是在一個人性極度扭曲的年代之產物而已。


作者進一步回憶，在他父親落難後，「親近的、親切的、親密的，一個接一個地疏遠、疏隔、疏離了。而且，越是親近親切親密的，就越是疏遠疏隔疏離。」


作者又回憶，一回，她的母親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一個熟人辛先生，母親揮着手，向他走過去，但當辛先生見狀，卻一百八十度轉身，快速消失在人群之中。母親最先傻了般站在街上，回到家裏再也忍不住，眼淚滾滾流下。作者說知悉後，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她為如此熟悉的辛伯伯做出如此絕情的事而感到憤怒，心底裏有一種母親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覺。


希望，我們能夠以史為鑑，不要讓這樣一個互相背叛和出賣、人性極度扭曲的年代，再次在我們之間重演。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