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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回歸後，在民主低度發展而特區政府施政失誤頻仍的情况下，港人不斷以公共論述、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多種方式表達民意。近期，連建制也採用社會運動的形式進行反佔中，標示着政改的矛盾激化，民意戰空前熾熱。
民意政治的重構
我們衡量民意的基本面向有幾個，其一是民意的獨立性，即是指民意源自民間，不是官意的延伸。二是民意的自發性，即是說發聲者是出於自願的。三是民意的公信力，即是指民意是真實、可靠和具有說服力的。如果以獨立性和自發性來考察香港的社運式民意，七一遊行可以說是當中的表表者。相比之下，反佔中運動有民間的成分，但其官方色彩也頗為濃厚，造成民意與官意混合的現象。反佔中遊行所依靠的是團體動員，透過組織關係號召成員參與。當中有些單位不惜或以威逼利誘的手法進行動員，是以民意的自發性大打折扣。至於公信力方面，一方面受到民意自發性和獨立性影響，同時也受制於民意論述的合理性、訴求的公益性，以至民意成員的素質和身分。對比七一與反佔中運動，後者無疑受到社會較大的質疑，除了讓人覺得缺乏獨立性和自發性外，參與者表現出來的素質也顯得參差不齊，不太容易為中產主流港人所認同。
雖然反佔中運動在很多方面表現不如七一，但它確實引發不少市民的參與，引起媒體輿論的關注，樹立了反佔中意見的社會地位。過往建制力量依仗自己擁有的權力和資源優勢，毋須借助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如今有建制卻連社會運動也用上了，可見它一定覺得自己的權威已經不足以解決難題，有必要借用社會運動呈現的民意來打擊對手。出於各種考慮，建制很可能會從正面總結有關經驗，把集體行為及社會運動視作是管治的常備策略，一旦遇到重大事情而需要平衡形勢時便故技重施。
不過，這樣以社運打民意戰不是沒有代價的。首先是付出重大的動員成本，最後所得到的民意，無論從量和質的角度看，都只是差強人意，這當中自是有一個值不值得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對政府中立形象的破壞。一個開放的政府，自然會採取中立的態度，讓人相信它公正而不偏幫個別勢力，凡事會以大局為重，這樣才可以平衡各方利益，取信於民。但是在反佔中的過程中，政府已放棄中立。從管治的角度看，政府或者收一時之效，但是政府給人偏幫一方的印象已揮之不去，這樣反而會減少政府制訂政策的自由度和在市民中的超然地位，最後會造成社會更大的撕裂，這不是負責任的政府所應為的。
寫在牆上的信息
雖然現在香港的主要問題是政改問題，但是民意政治卻本末倒置，把焦點停放在佔中與反佔中爭議上。關於政改問題的民意表達已是十分充分，結果也甚為清晰：香港絕大多數市民希望有普選，而普選則愈公平愈好。如果中央不放手讓香港有真正公平的普選，有不少的市民願意向現實低頭，先接受一人一票，容後再處理平等候選權的問題。同時，也有不少人對公平普選有非常強烈的意願，贊成以佔中的方式爭取。以上就是香港民意目前的情况，何去何從，答案其實已經寫在牆上，就是讓港人有一個公平的選舉，使香港踏上長治久安之路。對大多數人而言，公平的普選並非一定是什麼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而是一人一票之外也讓香港公民（包括民主派）有平等的候選權。任何對民主有憧憬，尊重《基本法》、香港政治現實和民意趨向的人，大概都會認同以上的判斷。
現在流行一種排拒公平普選的講法，認為香港人心尚未回歸，政治不可靠，一旦開放普選，容易為外國勢力所利用，危及主權及國家安全。其實這種說法很難經受邏輯及現實的檢驗。港人容或對基本法有不同的解讀，但是港人都接受了一國兩制的總體安排，奉基本法為至高無上的法理根據。尊重基本法就是人心回歸的重要表現，表示出中央已經是當權在握，如再事事要求一致，那則是強求，也沒有那個必要。
至於外國勢力侵犯國家主權等等，在看到什麼令人震驚的真憑實據之前，作為市民只可以從歷史和邏輯中尋找啟示。證諸歷史，中共想壓制內部的要求時，就借助虛實難辨的外在因素嚇唬民眾，打擊內部合理的要求。中國當年面對美國和蘇聯兩大強權左右夾擊的時候，中國也沒有提什麼國家安全而收回香港，反而為了「反兩霸」的大局而忍受香港殖民地的現實。無論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還是在開戰的緊急狀態，中國在香港所實施的還是「保持現狀，長期利用」的政策。難道將來真的受人圍堵時，反而中國就不需要一個開放的香港了嗎？至於損害主權之說，我們可以想一想，社會主義中國可以容許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還答應台灣回歸後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足見主權也者，只是中央閃念之間。
事實上，一個民主開放、繁榮穩定的香港只會有利於國家安全的建立。現在左右兩派對香港的發展基本有一個共識：沒有實質意義的普選，香港將難以管治，結果只會是繼續虛耗光陰，構成中國的政治負擔，對國家安全只會有害無利。香港的權力無疑來自中央，而普選也只有中央的首肯才可以獲得，這是中央所強調的，也是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奇怪的是中央及香港建制派往往把民主的道德高地拱手讓給民主派。如果中央願意趁政改而一舉奪回民主發展的主動權，那它將贏盡「言而有信」的世界聲譽，並能以民主的光環啟發香港青年一代的理想主義。
如果香港是一團矛盾，真正搞好政改是解決主要矛盾不二之路，也是通向香港社會大和解關鍵所在。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民意政治的重構
我們衡量民意的基本面向有幾個，其一是民意的獨立性，即是指民意源自民間，不是官意的延伸。二是民意的自發性，即是說發聲者是出於自願的。三是民意的公信力，即是指民意是真實、可靠和具有說服力的。如果以獨立性和自發性來考察香港的社運式民意，七一遊行可以說是當中的表表者。相比之下，反佔中運動有民間的成分，但其官方色彩也頗為濃厚，造成民意與官意混合的現象。反佔中遊行所依靠的是團體動員，透過組織關係號召成員參與。當中有些單位不惜或以威逼利誘的手法進行動員，是以民意的自發性大打折扣。至於公信力方面，一方面受到民意自發性和獨立性影響，同時也受制於民意論述的合理性、訴求的公益性，以至民意成員的素質和身分。對比七一與反佔中運動，後者無疑受到社會較大的質疑，除了讓人覺得缺乏獨立性和自發性外，參與者表現出來的素質也顯得參差不齊，不太容易為中產主流港人所認同。
雖然反佔中運動在很多方面表現不如七一，但它確實引發不少市民的參與，引起媒體輿論的關注，樹立了反佔中意見的社會地位。過往建制力量依仗自己擁有的權力和資源優勢，毋須借助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如今有建制卻連社會運動也用上了，可見它一定覺得自己的權威已經不足以解決難題，有必要借用社會運動呈現的民意來打擊對手。出於各種考慮，建制很可能會從正面總結有關經驗，把集體行為及社會運動視作是管治的常備策略，一旦遇到重大事情而需要平衡形勢時便故技重施。
不過，這樣以社運打民意戰不是沒有代價的。首先是付出重大的動員成本，最後所得到的民意，無論從量和質的角度看，都只是差強人意，這當中自是有一個值不值得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對政府中立形象的破壞。一個開放的政府，自然會採取中立的態度，讓人相信它公正而不偏幫個別勢力，凡事會以大局為重，這樣才可以平衡各方利益，取信於民。但是在反佔中的過程中，政府已放棄中立。從管治的角度看，政府或者收一時之效，但是政府給人偏幫一方的印象已揮之不去，這樣反而會減少政府制訂政策的自由度和在市民中的超然地位，最後會造成社會更大的撕裂，這不是負責任的政府所應為的。
寫在牆上的信息
雖然現在香港的主要問題是政改問題，但是民意政治卻本末倒置，把焦點停放在佔中與反佔中爭議上。關於政改問題的民意表達已是十分充分，結果也甚為清晰：香港絕大多數市民希望有普選，而普選則愈公平愈好。如果中央不放手讓香港有真正公平的普選，有不少的市民願意向現實低頭，先接受一人一票，容後再處理平等候選權的問題。同時，也有不少人對公平普選有非常強烈的意願，贊成以佔中的方式爭取。以上就是香港民意目前的情况，何去何從，答案其實已經寫在牆上，就是讓港人有一個公平的選舉，使香港踏上長治久安之路。對大多數人而言，公平的普選並非一定是什麼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而是一人一票之外也讓香港公民（包括民主派）有平等的候選權。任何對民主有憧憬，尊重《基本法》、香港政治現實和民意趨向的人，大概都會認同以上的判斷。
現在流行一種排拒公平普選的講法，認為香港人心尚未回歸，政治不可靠，一旦開放普選，容易為外國勢力所利用，危及主權及國家安全。其實這種說法很難經受邏輯及現實的檢驗。港人容或對基本法有不同的解讀，但是港人都接受了一國兩制的總體安排，奉基本法為至高無上的法理根據。尊重基本法就是人心回歸的重要表現，表示出中央已經是當權在握，如再事事要求一致，那則是強求，也沒有那個必要。
至於外國勢力侵犯國家主權等等，在看到什麼令人震驚的真憑實據之前，作為市民只可以從歷史和邏輯中尋找啟示。證諸歷史，中共想壓制內部的要求時，就借助虛實難辨的外在因素嚇唬民眾，打擊內部合理的要求。中國當年面對美國和蘇聯兩大強權左右夾擊的時候，中國也沒有提什麼國家安全而收回香港，反而為了「反兩霸」的大局而忍受香港殖民地的現實。無論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還是在開戰的緊急狀態，中國在香港所實施的還是「保持現狀，長期利用」的政策。難道將來真的受人圍堵時，反而中國就不需要一個開放的香港了嗎？至於損害主權之說，我們可以想一想，社會主義中國可以容許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還答應台灣回歸後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足見主權也者，只是中央閃念之間。
事實上，一個民主開放、繁榮穩定的香港只會有利於國家安全的建立。現在左右兩派對香港的發展基本有一個共識：沒有實質意義的普選，香港將難以管治，結果只會是繼續虛耗光陰，構成中國的政治負擔，對國家安全只會有害無利。香港的權力無疑來自中央，而普選也只有中央的首肯才可以獲得，這是中央所強調的，也是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奇怪的是中央及香港建制派往往把民主的道德高地拱手讓給民主派。如果中央願意趁政改而一舉奪回民主發展的主動權，那它將贏盡「言而有信」的世界聲譽，並能以民主的光環啟發香港青年一代的理想主義。
如果香港是一團矛盾，真正搞好政改是解決主要矛盾不二之路，也是通向香港社會大和解關鍵所在。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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