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政府委託周永新教授所做的退休保障研究報告，將會交予扶貧委員會。這個富爭議的課題，對處於不同政治光譜的政客來說，可謂是向選民交代自己對「公義」看法的利器；自稱右翼擁護市場原則的政黨，誓言拒絕將養老家事放到公共空間，而號稱左翼支持者的代理人，則堅持全民養老，有些代理人更多次因此採取拉布策略。無他，全因經濟分配乃政治之根本也。
退休保障，錢從何來，誰來付帳？不同人士有不同看法，而周教授及其團隊，定必仔細研究了各項可行方案，報告值得仔細參詳。誠然，經濟分配公義與政策設計都固然重要，但若論長者福祉，他們在現代資訊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有否得到充分的關注呢？
現代化偷走了長者應得的尊重
儒家價值和華人社會一值強調孝，長者的社會地位理應被重視。但是，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卻無聲色地和無情地偷走了長者應得的尊重。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是人類學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和普立茲獎得主。他的新作《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 的中譯版剛在今年初面世，也是一本震撼的作品。作者透過比較多個傳統社會和現代的歐美社會在不同範疇的異同；如戰爭與和平、化解紛爭方法、老人與孩童生活、宗教等，藉此挑戰現代化使我們更幸福的既定印象，為現代文明說說教。書中傳統部落中長者角色的部分為現代人帶來深刻反思的養分。
事實上，不同部落對長者有不同的待遇，其中一些部落對長者極為尊崇。原因是，在這些原始社會中，生活上有很多難題要透過經驗、技術和知識來解決。比如生產狩獵工具、建造住所、醫療疾病方法、甚至是巫術等。不過，原始部落的文字紀錄落後，亦沒有如現代中的教育系統和機構，很多技術和知識只是透過口傳和身教來傳遞。因為生活經驗豐富，長者在傳統社會中有着重要的影響力。
反觀現今香港，縱使在一般工作人口中，與年長並生的經驗為很多公司主管帶來金錢和地位，但大體上，退休長者的社會地位有下降的趨勢。當中可歸因於現代社會中整全的技術和知識系統，使年輕人和兒童可以在不用向長輩學習下獲得生活技巧。再者，教育水平整體較低的長者（很大部分都只是小學程度）根本追不上時代的步伐。30年間，香港由工業社會蛻變到知識和服務型社會，年長一輩無法像傳統社會中的長者般透過累積經驗來提高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很多年輕人需要學習的職場處世技巧、外語、專業及科技知識等，都是很多長者們在年輕的時候未曾接觸過的。
強化長者社會角色
更甚者是，資訊科技的爆炸性發展，使長者更加透不過氣來。統計處2013年的報告指出（見表），只有大約兩成65歲或以上的長者懂得使用個人電腦和過去一年曾使用互聯網服務，更只有大約一成65歲或以上長者擁有智能電話。至於55至64歲的組別中，懂得使用個人電腦和過去一年曾使用互聯網服務也只是多於一半，擁有智能電話的更低於四成。在日常生活上，較年長人士向年輕人學習使用資訊科技，屢見不鮮。資訊科技沒有將不同年齡人士帶到同一個起步點，反將長者的地位進一步壓下。
投資教育予孩童是理所當然，授予長者卻讓功利的人產生疑問。誠然，面對轉變中的社會，長者的角色並不全然悲觀，關鍵是我們會否主動發掘和成就他們。 比如，年輕人可主動為家庭年長的成員提出協助，而非視之為負擔。有研究顯示，鼓勵和協助長者學會上網和使用資訊科技，可以幫助他們更好的與社會接軌。此外，以口述歷史去發掘長者不可替代的豐富經歷，有助建立年輕人對香港過去的認知，增強對社區的認同和歸屬感，同時也可擦亮長者心底的記憶。
所謂長者福利，除了經濟分配以外，也關乎長者的社會角色。有右翼政黨成員多個月前在立法會公聽會提出「我們有責任供養自己的父母，但不是別人的父母」，這個看法不單是出於經濟考慮，也顯示出家庭事務分離於公共事務的意識形態。不過，賈德•戴蒙想提醒我們，長者縱然在現代化過程中活得更長壽，但也在社會中活得更痛苦（socially more miserable while physically healthier）。若然不加以重視，就算我們給予他們多大金額的養老金，也無助於改善低層長者的社會地位。人口加速老化更使問題愈趨迫切。一些聲言矢志服務社會的年輕人和為長者爭取福利的政客，會否該也想想如何提升和強化長者的社會角色呢？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 高級副研究員、新力量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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