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時代的香港往何處去？／文﹕張文光

【明報專訊】香港特首普選與和平佔中被定性為第二次管治權之爭。


政改的爭論遂捲入歷史的風雲中：第一次香港主權與治權之爭，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鬥爭的往事，原已大江東去，也被翻起新浪，顯示中共在鬥爭中不退讓的性格。


最近，左派常津津樂道的一段歷史，是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針鋒相對的對話。


那是1982年9月，香港主權之爭上了中英議程，戴卓爾夫人出訪北京對鄧小平說：「香港在英國管治下取得很大成就，因此，如果英國對香港的統治發生變化，香港就會出現災難性的結果。」


鄧小平清楚回答戴卓爾夫人：「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災難性的後果，就讓它來吧！中國政府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中國的立場是：主權問題不可談判，主權換治權行不通，但商討中國收回香港後，如何穩定香港的安排，可以接受。


英國在談判桌節節敗退，最後交出了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換回《中英聯合聲明》的保證，作為英國光榮撤退的基礎。


除了主權和治權鮮明強硬之外，中國對管治香港的設計原是寬鬆的。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的回憶，主理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曾在內部提出：1997後，最好由原來的英籍司級官員甚至港督留下當特區政府的顧問；回歸後，香港特區的領導人更要有點親英色彩，否則香港不能安定。


撫今追昔，中共對外國勢力的開放，是否有點匪夷所思？

當年中共充滿自信氣魄

寬鬆的精神影響了《基本法》，容許非中國籍的、外國有居留權的特區永久居民，可佔立法會議席的20%，按現時立法會70席計算，這些「外國勢力」可高達14人。


《基本法》的相關條文，仍未改變，是否延續至2020年，未可預料。


無論權宜之計，還是面對現實，當年的中共充滿自信和氣魄，沒有過度憂慮外國勢力，讓外國勢力存在建制之中，彰顯特區的國際特質。


然而，中國崛起之後，中央對外國勢力變得小心翼翼，對特首選舉更是步步設防，將人民內部矛盾變為國際敵我矛盾，要港人打保票，回應中央兩大憂慮，否則就沒有真普選：

如果普選選出中央不能接受的特首，引發不任命的憲制危機，怎麼辦？

如果普選產生的特首聽命於外國，危害國家安全，怎麼辦？

兩個問題的核心，就是張曉明在國慶籌委會講話的焦點：要從國家安全的視角看香港普選。


張曉明還有更細膩的闡釋：「國際勢力想方設法對我國進行圍堵和遏制，不斷製造麻煩；極少數人與外國勢力、外部勢力勾連的活動，引起人們警覺。」


因此，中央對2017年的普選承諾，與當前對國家安全的憂慮，執行時陷入互相矛盾的境地：履行真普選，怕外國勢力勾連；拒絕真普選，怕中央失信於民。


於是，2017年普選的承諾，只能帶着鐐銬跳舞，用政治篩選堵截個別中央不接受的民主派參選。


或許，這樣的民主派數目極少，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為此扭曲選舉制度也在所不惜，這才是國家安全背後的真正用心。


時移世易，多了國家安全的視角，中央鷹派甚至為2017年作出特首普選的承諾而後悔，寧願被民主派否決，也不希望落實普選，帶來顏色革命的威脅。


為了要爭取真普選，港人30年做盡所有努力，民主派被迫和平佔中。


為了阻止和平佔中，中央與特區政府鼓動建制派，組織群眾對群眾，撕裂社會亦在所不惜。


無論佔中反佔中誰勝誰敗，香港都會走向更深的對立和撕裂，像台灣藍綠群眾的衝突，像泰國紅黃衫軍的內鬥，始於星星之火，終於星火燎原。


毛澤東的《矛盾論》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用中共常用的邏輯，像很多動盪的地區，當香港出現群眾對立、撕裂、衝突和內鬥，正是外國勢力滲透和分化的內因。沒有了真普選，不等於沒有了矛盾；當內部矛盾重重，誰可阻止外國勢力的介入？


如果防止外國勢力，是為了反對美國重返亞太的圍堵，圍堵的島鏈由日本、台灣、菲律賓等連線地域，都受到美國的支配和影響，為什麼反圍堵之戰，不可以由香港而及台灣，成為中國突破太平洋島鏈封鎖的起點？

應讓人心由分離走向癒合

當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時，曾有一個更遙遠的盼望：香港的一國兩制成為台灣統一的垂範。17年過去，一國兩制最大的失敗，是土地雖然回歸，但人心仍未回歸，遑論作台灣的垂範？


反23條立法，爭取香港普選，成為中港關係惡化的禍端，也是人心回歸最大的障礙，中央認為港人不顧國家安全，港人覺得中央收緊對香港的承諾，互不信任，於今為烈。


走到特首普選的前夜，中港的矛盾深化了，港人的離心更遠了，解決的辦法不應是遏抑普選，而是藉真普選走向大和解，讓人心由分離走向癒合，而不是走向無休止的撕裂與抗爭。


唯有履行真普選的承諾，唯有改善政府的管治質素，才贏得心悅誠服的人心，才逐步讓台灣人民相信，香港的一國兩制還有成功的機會。


或許所謂統一台灣，是一個更遙遠的夢；或許中台的背後，其實是中美的世紀角力，即使懷着善意的服貿協議，也可引發一場太陽花學運。然而，要使台灣人對中國釋除疑慮，只能從香港人心回歸開始。


如果人們到台灣東岸，沿南迴鐵路走過台東、花蓮、宜蘭至基隆，沿着長長的海岸線，就是無邊的太平洋。只要拉近中台的關係，就是拉開圍堵的缺口，海闊天空，萬里波濤，那是一個全新的視野，儘管統一仍是遙遠的夢。


善待香港，拉近台灣，贏得人心，才是反圍堵的大突破，才是有為的國家安全，而不是死守着香港，不斷埋怨未為23條立法，不斷收緊特首普選的門檻，讓港人懷着怨氣，讓台灣遠離中國。


中共自建政以來，都善於珍惜和利用香港，回歸後怎能例外？不同時代的領袖，都為香港留下有益於國家民族的歷史：

毛澤東覇氣渡過長江，但解放軍止於深圳河，留下一個英殖的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突破冷戰的國際封鎖。


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極需香港外匯的歲月，毅然收回香港主權，制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國策，讓香港扮演中國的國際城市。


江澤民實現了1997年的香港回歸，胡錦濤制定2017年特首普選時間表，都在歷史留下實在的印記。


要使香港成為習近平時代印記

如今，習近平時代的香港往何處去？是推翻2007年的普選承諾，讓香港度過不斷衝突和撕裂的10年，還是讓香港實現真普選與大和解，人心回歸，讓台灣看到這示範單位，為統一中國前行一步，讓歷史寫下華麗的一頁？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回顧《馬關條約》的歷史屈辱，包含了割讓台灣與澎湖列嶼，包含了釣魚台被日本佔據，包含了近代的分離與傷痛。


但要紓緩歷史悲情與復興之夢，香港應發揮新時代的角色，以中國的國際城市自傲，而不是因國家安全自危。


人心如治水，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不擇細流，浩蕩萬里，相信香港，相信人民，彼此都要釋出善意，不宜挑戰雙方的紅線，讓真普選迎來大和解，讓大和解凝聚港人心，遙遙呼應鄧小平30年前的期望：容許社會主義為主體的中國，實現小地區和小範圍的資本主義。


當然，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怎能沒有資本主義的民主，怎能沒有港人的民主治港，怎能不融入人類文明之大潮，成為習近平時代的歷史印記？

張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