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莊勤﹕獅子山下的真實故事

【明報專訊】人們說「景物依舊、人面全非」。我要說的是「景物不再、人情仍在」。


5月初的時候，參加了我曾就讀的「基英小學」50周年校慶的一次很奇妙的聚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華基督教會在香港開辦了21間名字以「基」字為首的小學。「基英小學」開校時，校舍在才剛建好舊橫頭磡徙置區第6座地下。第6座在九龍摩士公園旁邊，走過龍翔道便是獅子山。那時摩士公園還不存在，只是一片泥塵滾滾荒蕪之地。兒時我家在橫頭磡徙置區第6座、在樓下的「基英小學」上學。我的小學同學，最多的是住在橫頭磡和來自獅子山上的竹園木屋或石屋平房區，還有來自黃大仙和今天稱為樂富的老虎岩。


基英小學見證那獅子山下的一代

「基英小學」在1963年開辦，在1981年因區內適齡學童大幅減少而結束，「基英小學」這18年見證了那獅子山下的一代。我在這裏講的是獅子山下的真實故事。


在那個貧困的年代，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完成小學教育。基英開校，我進入下午校三年級，有5班；四年級剩下3班；五年級再淘汰為兩班；到六年級要考升中試的時候，只有1班。而六年級40位同學也並不是每一位都可以參加升中會考的。我那年，老師只選了六年級班中26位同學參加升中試；餘下的十多位同學學校安排他們參加中華基督教會中學的統一收生試。


那是那年代的精英中的精英。與我一起參加升中試的同班同學，每一個都考進了那年代頂尖的中學。


那是一個貧窮不公的年代

然而，到底那是一個貧窮、也不公的年代。並不是每一個考進中學的人都可以完成中學教育。住在橫頭磡一位與我一同考進英皇書院的同學。他母親是賣菜的，每天早上不到5時他便起來與母親到長沙灣菜欄買菜回橫頭磡、幫助母親安頓好菜檔，才回家換校服，開始一個多小時漫長的巴士、渡海輪、再坐巴士到港島西區上學的旅程。中二下學期那年，他對我說太累了、不再讀下去了。這樣的生活，對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也委實是太累了。


這便是那個年代，中途輟學就是那樣普遍的事情。我的同學被迫不再在英皇書院讀下去，他的母親沒有呼天搶地，也沒有如二三年前因兒子不獲英皇書院取錄、便認為社會對他兒子不公而要在金鐘馬路上的天橋跳橋的父親那樣的大吵大鬧。面對現實的殘酷和不公，我的同學、他的母親，無奈、無聲地默然接受；然後收拾心情，努力地、尊嚴地走不同的人生道路。


「基英小學」50周年聚會早在一年前由下午校一些熱心的校友在facebook發起，令我感動的不單是重遇那些失散了的校友，也是那些失散了多年的鄰居。那天晚上，一位50多歲的女士與我打招呼，我忘了她是誰。她告訴我她是住在我家後面，同讀「基英」比我低一兩班的「阿雲」。我忽然想起，然後告訴她，我那同是「基英」校友的弟弟要找他的弟弟，也是同在「基英」讀小學的「阿江」。


「阿江」在不到10歲時，有一天不知玩什麼遊戲割破了嘴唇，唇上有一個半吋裂開的傷口到鼻孔旁，他沒有理會。那年代，一點點的皮外傷，誰去理會？「過幾天血乾了，傷口會自己癒合」老一輩的都這樣說。「阿江」的母親也這樣說，那時我已十多歲，不管「阿江」的母親怎樣說，我強行拉着「阿江」坐半小時巴士到伊利沙伯醫院的急症室，讓醫生給他唇上的傷口縫了很多針。


獅子山下的「鄰居」，不單是隔壁的、也不單是同一層樓、同一幢樓的。基英開校那一年，我的妹妹出生不久，母親病重，她離開那天凌晨2時，父親要跑到鄰座第7座才找到一位在家裏裝有電話的「鄰居」打電話呼喚救護車把已昏迷的母親送往醫院。


而今天，早上出門，遇見隔壁那位操純正口音普通話吆喝他的兒子的外籍男士。幾年來一直與他點頭說半句早上好，而不知道他是誰。直到前一些時候，報紙報道一間國際學校聘用不具資格的老師任教，我才知道我的外籍鄰居是這間國際學校的校長。


今天的鄰居便是點點頭的熟悉面孔，除了他們的面孔外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獅子山下的「鄰居」不單是點頭的，也是伸出援手的人。


我的母親去世後，父親每天早上6時便出門工作，10歲的姊姊在新蒲崗官小上午校上課，5歲的弟弟上幼稚園，留下我看着剛出生不久的妹妹。我每天中午12時多便要上學，姊姊要下午1時多才回來。那空檔的一個多小時，只幾個月的妹妹坐在嬰兒牀沒人管、不是便溺便是在牀邊亂咬亂舔。用今天的標準，我的父親早已被抓到警署，被控以獨留還不到12歲小孩獨自在家的罪名。但那年代，誰管你？而那個年代，令我父親安心工作的，便是那些不時會過來看看我們的「鄰居」。


「鄰居」也是狂野的玩伴

獅子山下的「鄰居」，除了守望相助，也是狂野的玩伴。讀小五時的一個周末，父親給我一元，囑咐我去剪髮，然後買一些簡單的菜和肉做飯。我拿着一塊錢，到了第7座找兒時一位常一同玩的「鄰居」往獅子山上走，穿過獅子山下的木屋區，翻過獅子頭下山脊到獅子山的另一端，走過望夫石然後往山下沙田田心村找另一家住在第6座但在田心村有一個豬場養豬及養雞的「鄰居」。途中被幾個惡少年拿着木棍打劫，一塊錢被拿去了。結果，我與我的玩伴兩袋空空走到田心村那鄰居開的豬場，在那裏玩了一個下午，吃過晚飯，兩位養豬的老人家給我們每人兩隻滾水煮熟的雞蛋、一些零錢，在黃昏時讓我們慢慢地用大半小時走過路旁仍是稻田的鄉間小路到沙田火車站坐柴油火車頭拉動的火車回到旺角再坐巴士，天全黑了才回到橫頭磡。


從橫頭磡翻過獅子山到沙田，兩個小孩腳上穿著的是膠拖鞋。那年代除了上學的白帆布鞋外，膠拖鞋便是獅子山下兒童僅有的另一對穿在腳上的鞋。那些時候，每到晚上，一些孩子在第6座樓下賽跑，從第6座對開的龍翔道跑上舊無綫電視的大樓再在那裏跑下窩打老道，在今天的浸會醫院那裏拐回聯合道再回到橫頭磡。幾公里的賽程，便是穿著膠拖鞋完成的。


景物不再 人情仍在的兒時回憶

50周年聚會，200多位校友來大伙兒大合照，分為住竹園的、橫頭磡的、黃大仙的、樂富的。其實那是30年前已開始陸續被清拆的竹園平房、橫頭磡和黃大仙，還有今天叫樂富早已拆掉了的老虎岩。我們全都是來自獅子山下被拆掉了故居的一群人。這夜，便是那景物不再、人情仍在的獅子山下兒時回憶。聚會接近尾聲時，一位下午校低我一年當了牧師任校長的校友與我握手道別，說讀過我的文章。幾十年不見，唯一的聯繫便是刊在報章上那還記得的名字、還珍惜的便是那曾一起走過的獅子山下的歲月。


前10年左右，曾看過在網上流傳一篇叫〈We could not have survived〉的雜寫，那篇雜寫的作者列出了18條理由，說明用今天的標準，我們那些在1950、1960、1970年代仍是孩童的人根本無可能生存下來的理由。今天再翻看那篇雜寫，覺得很有意思。那正正便是獅子山下我們這一代成長的寫照，或者讓我譯述其中的幾句，給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細嚼：


•嬰兒時，沒有人理會我們亂舔亂咬那抹上含鉛超標萬倍鮮豔油漆的嬰兒牀。


•我們騎單車時不知道什麼叫頭盔。


•我們飲水龍頭出來的自來水、而不是樽裝水。


•我們4個朋友同飲一瓶水，沒有人會因此而得病。


•我們大清早離家外出，玩上一整天，天黑才回家；沒有人能在白天找到我們；沒有人介意、沒有人理會、也沒有人擔心。


•我們沒有PlayStation、沒有電子遊戲機，電視沒有超過100條頻道、沒有環迴音響、沒有手提電話、個人電腦，沒有互聯網。但我們有的是朋友——我們走出去找到他們。


•我們在野外露營沒有帳幕、在山溪游泳沒有救生員看着、也沒有別的人看着，而那是自然不過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我們從樹上跌下、斜坡上滾下，割破手腳、掉了牙齒，但不會為此有追索賠償的訴訟。那是意外。我們只從中學會下次不再發生同樣的事情。


•我們永遠是徒步走到朋友家，即使天已全黑了也如是。


•我們去任何地方只是穿著膠拖鞋，我們在街頭進行100米短跑比賽也只穿膠拖鞋，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網球鞋。


•我們為我們幹過的事負責、而且知道必須承擔後果。


•我們曾吵架和互相毆鬥、紅的黑的瘀了一片片，但很快便學會忘掉。


•若我們與其他孩子爭執驚動了父母，父母到來不是撐我們，而是狠狠地教訓我們。


•若我們觸犯了法律，別妄想我們的父母會來解救我們，注意：他們總是站在法律那邊！

今天的年輕人從小被過分保護

那篇雜寫結尾時這樣說：

「想想，我們這一代造就了歷史上最好的冒險家、發明家和解決問題的專家。過去50年經歷了資訊爆炸和新意念湧現。我們的成長歷程使我們學會該如何面對我們擁有的自由、成功和失敗。


如果你是我們的一員，恭喜你！你有幸在政客和官僚以為了我們好為名而規管我們的生命前，能如真實的孩子般成長。


如果你還年輕，也許你會希望多了解我們。」


我恭喜我們這一代，我們有幸還是孩童時，每一個都是有血有肉、獨一無二、獨立自主地成長的個體；而不是一個個官僚不願處理、政客借題發揮藉以爭取曝光的個案。很多人也許不同意，以我們的標準，今天我們這社會是一個over-regulated的社會，今天的年輕人是從小被過分保護和被寵壞了的年輕人。


1950、1960、1970年代還是孩童的一代必然無可避免地慢慢淡出這社會。我不知道由今天仍躁動不安的80後主導的香港社會將會是怎樣面貌的社會。又會有誰能知道？這篇文章記載的只是題材豐富的獅子山下故事的二三事、牽起的也許只是獅子山下那點點滴滴早已被遺忘了的消失淡去的景物和仍存濃烈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