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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內地的反貪行動有着進入另一階段的走勢，開始令海內外憧憬向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出現根本改變——從廣州巿委書記萬慶良，到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從前的秘書警衛開除出黨，短短幾天之間，反貪風暴愈颳愈烈，被調查的也由中下級官員逐漸向上轉進，內地社會盛傳的周永康案公布，看來只是時間問題。
中共貪腐集團眾多
互保網絡難以根治
這次反貪風暴時間延續綿長，與以前走過場的閃電反貪之後閃電結束的政治運動式行動有所不同，其一是時間長，其二是牽涉面廣，其三是涉案者位階俱高。中共建政60年，既得利益早已盤根錯節，甚至出現成幫結派的惡劣現象。要撬動這種結構性貪腐，除了需要力度，更加需要決心，因為今天的中共是各個利益集團的結合，除了縱向的直下式關係，橫向網絡之間的互保，更是難以觸動的堡壘。現屆中共中央有決心朝這方向推進，剷除貪污山頭，切斷各幫網絡，有望從根本上推倒貪腐集團。
這次反貪行動初始時令人狐疑的原因，是行動只指向中下層官員，大老虎的屁股摸都沒摸，頂多在周邊轉進糾纏，無法直指核心。處理薄熙來案的觀瞻尤為莫名其妙，到底這是殺人案抑或是貪污案夾纏不清，民間更有說法認為是與政治鬥爭有關。如此表現，徒使民眾覺得這只不過是另一場中共內部權力鬥爭，與之前的歷次權鬥不同的，僅是以反貪形式體現而已，民眾不可能衷心支持。
不過，近期的行動確實令人眼前一亮，廣州的萬慶良、軍方的徐才厚，加上周永康的近身人員逐一出事，先前的懷疑開始消除，從地域到涉案者的身分，這場反貪風暴是跨幫派跨地區的行動，尋且有指向周永康的明顯走向，中共的刑不上常委的做法，已然開始出現變化，人們期待更多的貪官受查就逮，從而端正國紀黨風，還老百姓一個清白國家。
中共當年起家，除了是政治理念緣故，更多是在社會不公、正義難以伸張之下，老百姓走向一個更清廉政黨的另一選擇。事實上，建黨初期中共對反貪念茲在茲，1923年中共三大之後，劉少奇擔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主任，發現帳目混亂，俱樂部一名經理貪污挪用一千多大洋，於是作出大量制度重建，制定《消費合作社辦事公約》，這是中共的第一個反貪腐文件。迨至建政後，1952年的天津領導劉青山、張子善案，一舉槍決這兩名1930年代已加入中共的有功績官員，震動全國，老百姓咸認中共果然不同於國民黨。
反貪忌變政治運動
深入學校始可植根
可是，這一案也是老百姓至今記憶中的碩果僅存大案，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前巿委書記陳希同案及上海前巿委書記陳良宇案，兩人都是政治局委員，審訊到最後，人們感到中共對觸犯法紀的自己人尤其是高層官員，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老百姓不一定是要殺貪官謝天下，但對於所謂控罪是否便是起訴書所說的涉及金額數十萬到數百萬元，存在極大懷疑。因此，在新一輪的反貪風暴，中共務須做到高透明度，貪官的罪行披露要清晰詳盡及時，這才能令到老百姓心服口服，否則縱然刑上常委，都會被視為另一場戲。
睽諸過往內地幾場全國反罪惡行動，都以政治運動形式推行，1983年的滅罪運動，殺了一大片死囚，中間有多少是為了湊數的假案冤案，仍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可是反罪惡之後，社會風氣愈來愈差，治標與治本的分野，盡見於此。以香港從1970年代成立廉政公署以來的經驗，反貪不是殺幾個人判一堆人坐牢就能止息的社會惡疾，而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若能從今次反貪風暴做起，案件的調查及處理堪可作為教材，融入教育課程，從學生做起，始能建立社會對貪污的正確觀念，長植於道德價值體系。
當然，同樣也以香港的痛苦經驗而言，若無法做好監管，反貪教育不夠徹底，反貪主管也會出事，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事件就是足以作為反面教材。廉政不是政治運動，是關係到後代子孫的巨大工程。周永康案的處理，以及從此引伸出去的廉政教育，將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台階。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中共貪腐集團眾多
互保網絡難以根治
這次反貪風暴時間延續綿長，與以前走過場的閃電反貪之後閃電結束的政治運動式行動有所不同，其一是時間長，其二是牽涉面廣，其三是涉案者位階俱高。中共建政60年，既得利益早已盤根錯節，甚至出現成幫結派的惡劣現象。要撬動這種結構性貪腐，除了需要力度，更加需要決心，因為今天的中共是各個利益集團的結合，除了縱向的直下式關係，橫向網絡之間的互保，更是難以觸動的堡壘。現屆中共中央有決心朝這方向推進，剷除貪污山頭，切斷各幫網絡，有望從根本上推倒貪腐集團。
這次反貪行動初始時令人狐疑的原因，是行動只指向中下層官員，大老虎的屁股摸都沒摸，頂多在周邊轉進糾纏，無法直指核心。處理薄熙來案的觀瞻尤為莫名其妙，到底這是殺人案抑或是貪污案夾纏不清，民間更有說法認為是與政治鬥爭有關。如此表現，徒使民眾覺得這只不過是另一場中共內部權力鬥爭，與之前的歷次權鬥不同的，僅是以反貪形式體現而已，民眾不可能衷心支持。
不過，近期的行動確實令人眼前一亮，廣州的萬慶良、軍方的徐才厚，加上周永康的近身人員逐一出事，先前的懷疑開始消除，從地域到涉案者的身分，這場反貪風暴是跨幫派跨地區的行動，尋且有指向周永康的明顯走向，中共的刑不上常委的做法，已然開始出現變化，人們期待更多的貪官受查就逮，從而端正國紀黨風，還老百姓一個清白國家。
中共當年起家，除了是政治理念緣故，更多是在社會不公、正義難以伸張之下，老百姓走向一個更清廉政黨的另一選擇。事實上，建黨初期中共對反貪念茲在茲，1923年中共三大之後，劉少奇擔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主任，發現帳目混亂，俱樂部一名經理貪污挪用一千多大洋，於是作出大量制度重建，制定《消費合作社辦事公約》，這是中共的第一個反貪腐文件。迨至建政後，1952年的天津領導劉青山、張子善案，一舉槍決這兩名1930年代已加入中共的有功績官員，震動全國，老百姓咸認中共果然不同於國民黨。
反貪忌變政治運動
深入學校始可植根
可是，這一案也是老百姓至今記憶中的碩果僅存大案，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前巿委書記陳希同案及上海前巿委書記陳良宇案，兩人都是政治局委員，審訊到最後，人們感到中共對觸犯法紀的自己人尤其是高層官員，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老百姓不一定是要殺貪官謝天下，但對於所謂控罪是否便是起訴書所說的涉及金額數十萬到數百萬元，存在極大懷疑。因此，在新一輪的反貪風暴，中共務須做到高透明度，貪官的罪行披露要清晰詳盡及時，這才能令到老百姓心服口服，否則縱然刑上常委，都會被視為另一場戲。
睽諸過往內地幾場全國反罪惡行動，都以政治運動形式推行，1983年的滅罪運動，殺了一大片死囚，中間有多少是為了湊數的假案冤案，仍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可是反罪惡之後，社會風氣愈來愈差，治標與治本的分野，盡見於此。以香港從1970年代成立廉政公署以來的經驗，反貪不是殺幾個人判一堆人坐牢就能止息的社會惡疾，而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若能從今次反貪風暴做起，案件的調查及處理堪可作為教材，融入教育課程，從學生做起，始能建立社會對貪污的正確觀念，長植於道德價值體系。
當然，同樣也以香港的痛苦經驗而言，若無法做好監管，反貪教育不夠徹底，反貪主管也會出事，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事件就是足以作為反面教材。廉政不是政治運動，是關係到後代子孫的巨大工程。周永康案的處理，以及從此引伸出去的廉政教育，將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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