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彧暋﹕我們是理性的人還是動物的人？

【明報專訊】說來在互聯網繁盛的今天，我們對人的本質，理解是否有所增長？無論西方或者中國，雖然定義方法不一，但多認為人類比動物不同的地方，是語言與文化（創造意義與運用記號的能力）。孟子身處戰亂的時代，提出「人禽之辨」；西方希臘講的邏輯系統，無非是令我們能檢證不同的文化價值的論述，是否自相矛盾，而並非訴諸暴力，或者漫無目的地各自表達意見。


西方近代注重邏輯與理性的發展，說到底就是以語言與理性的力量，組成壓抑暴力與欲望的政治系統。而西方政治民主政治的發展，背後假設的，無非就是這種運用語言、邏輯，也就是理性的現代人的抬頭。在開始，只有一小部分所謂的精英，能掌握這種能力，所以就算舉行選舉，也並非人人可選。


及後人民主權的概念擴展至全民，大家發現原本所謂的政治精英，其實跟我們愚民都差不多愚蠢，於是乎我們對代議政制的理解，就變成選出一些代議士，去捕捉社會民意在哪，希望能正確反映我們這些一般愚民背後的一些像空氣般的「心情」，成為一種「一般意志」。而這種民意，斷非精英的個人理性所能理解，而是一種更加抽離的、客觀的、知道大衆情感所在的「理性」才能理解。


兩種理性：精英理性或閱讀民意？

人是理性的？還是像動物一樣的存在？這種對人的定義的討論，其實牽涉到我們當下對政制改革的討論。這兩種類對人的存在的定義不同，其時正好在對議會該如何組成的問題上。無論美國、日本的衆參兩院，英國的上下議院，以至香港的地區直選或者功能組別，背後其實都有類似想法：一邊是能閱讀與體會社會愚民們的民意的，另外一邊則是專業、理性的人去反覆檢查這些民意是否可行。現在世界各國，無不以衆議院權力為大，無非是因為傳統的所謂社會精英，其實原來也不是理性得去哪（大家看看香港功能組別的所謂尊貴精英，原來比我們中學生的表現更差），因此大衆民意更形重要。


而其中香港情况比較古怪，是因為九七之後，竟然引入分組點票，必須得到功能組別與地區直選兩邊議員一起同意，方能通過，因此議會其實長期發揮不到功效。在日本，縱使衆議院比參議院權力大，但當執政黨不能同時控制兩個議院，就會形成「扭曲議會」，令多數派的民意，必須受到少數派民意的反覆質詢。不過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是將應該是「理性的人」的部分，跟應該是能也就是知道「動物的人」民意的部分，平分權力、最後變成對立起來。當然，這種古怪設計，無非是自以為所謂的行政主導才是天下無敵——其實原來什麽也不是。


人既非完全理性亦非完全動物

問題是，在香港應該更理性的社會精英（功能組別的專業人士），原來是比一般百姓更缺乏理性、質素，以至利益輸送，腦殘之餘，邏輯、語言能力都有問題；而本來能閱讀民情的代議士，莫說能知道社會一般意志何在，就連民情何在也感受不了，只成為分發蛇齋餅糉的機器。也就是說，無論人的理性（主動發揮理性的人）、人的動物性（被動的、只有欲望的人），兩者都不足以定義人與政治。我們只是一種「中間的存在」。而對這種既非主動、亦非被動的，一種「能動的存在」，也是一種「中間的存在」的想像，將會是我們組成香港社會背後所需要的全新政治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