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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六四事件是香港社會重要的集體回憶。1990年，支聯會首次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有約15萬人參加。其後，燭光晚會的參加人數漸漸下降。在2000至2008年間，除了2004年的15周年晚會有8萬多人參與之外，其他年度的晚會參加人數都只在4至5萬左右。但自從2009年起，晚會參加人數就維持在15萬或以上。而今年是六四25周年，支聯會的維園燭光晚會就有18萬人參加，熱血公民在尖沙嘴舉行的集會也有數千人參與。
晚會參加人數的變化，顯示了時間並沒有冲淡一切。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的記憶甚至有所強化。
新聞建構動員集體記憶
新聞與集體回憶的關係，在過去10年被愈來愈多學者視為重要的研究課題。該研究範疇的權威之一、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傳播學院的Barbie Zelizer，今年就出版了一本編著Journalism and Memory（註1）。研究新聞與集體回憶關係的學者指出，雖然新聞報道的焦點通常是當下的事情，但歷史事件、人物和符號每天都在新聞文本中出現——有時是為當下的事件提供背景，有時是借用過去的事情來與當下的事件作類比或對照，有時就是為了紀念過去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所以，新聞是任何社會中有關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集體回憶的重要建構者。記者不只書寫歷史的第一稿（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他們每天都重複書寫歷史，甚至有時會修訂歷史。
除了建構集體記憶，新聞媒體也有動員集體記憶的功能。回到香港的案例，香港社會之所以能長期延續着紀念六四的傳統，有效的記憶動員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當然，近年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關注度的強化，是由很多條件造成的。首先，六四不像二次大戰那一類「已成過去」的歷史事件。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六四尚未平反，中國大陸尚未民主化，也就代表着六四事件並未得到解決，相關的集體記憶就不會那麼容易「過時」。第二，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之間在普選及其他政治議題上的矛盾，再加上社會上泛起的「中港衝突」，使得民意在身分認同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等問題上有所轉向。社會有更大的意欲向中央政府的權威表達違抗的態度（defiance），而紀念六四則成為了表達這態度的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方式。
第三，「薪火相傳」的成功也是六四晚會參加人數增加的基礎。筆者與陳韜文教授3年前進行過一輪晚會參與者的深入訪談，發現年輕參加者通過由家庭、傳媒和學校所組成的傳播網，對六四事件產生認知。青年人不一定很清楚六四事件的一些細節，但這反而使得他們對六四事件的理解更加精要化（essentialized），亦使得他們對六四事件中誰對誰錯的道德判斷，甚至比有親身經歷過六四的上一輩還要表達得清晰和直截了當（註2）。
不過，任何集體行動都有其動員過程，而六四晚會涉及的，可以說是一個記憶動員的過程。記憶需要動員，是因為人們不可能時時刻刻想起腦海裏所有的記憶。在日常用語中，忘記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意思，是記憶在腦海中徹底消失，就算在被人問及相關事情時，也回答不上來。第二種意思則是「醒唔起」，即一個人未能在特定的和有需要的時刻記起應該要記起的東西。例如一個人說他忘記了一位家人的生日，很可能並不是指他徹底忘記了家人的生日是哪一天，而是指他在家人生日的那一天並沒有想起來。
香港人常說對六四是「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經歷過六四的香港人大概不會徹底忘掉六四是什麼事情，但是在特定的日子和時刻想起六四卻不是那麼必然的。筆者前一陣子跟一位國內朋友聊起六四期間大陸一些地方的氣氛，她說自己在北京，原本沒有想起六四，反而是在經過天安門廣場時感受氣氛跟平時有點不一樣，戒備似乎特別森嚴的時候，才突然想起快6月4日了。
媒體關注六四 設定議題
在香港，完全「醒唔起」或到六四前一兩天才想起來的機會較小，是因為每年支聯會和其他社會組織都會進行記憶動員，由4月初的清明節獻花和復活傳訊，到後期的放風箏、長跑等，再到六四前一星期的大遊行，支聯會有一系列較常規化的活動作動員的基礎。泛民議員在立法會提平反六四動議，也是指定動作之一。同時，社會上不同組織也會舉辦如座談會和展覽等相關活動。種種行動，除了有其本身意義外，對市民都起了提醒作用。
而傳媒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一個揚聲器，通過報道相關的活動或者為社會人士提供輿論平台，擴大了由支聯會和其他社會組織而來的聲音。同時，個別媒體也可能直接擔當動員者的角色，透過主動策劃系列性的報道，重新敘述過去的事件。當然，出於新聞價值判斷也好，出於政治取向也好，不是所有媒體都積極報道六四紀念的消息，但只要有一兩個具影響力的新聞機構願意關注六四，對社會就已經起了一定程度的議題設定。而當議題被設定下來，其他持份者或公眾人物也可能主動地或被動地就議題作出回應，公共空間中便出現一種談論六四的氣氛。當一些重要的公眾人物就六四問題發表極不恰當的言論，或政府部門作出具爭議性的行動時，更會引發大篇幅的新聞報道，間接為記憶動員「加油」。
另外，談論今天香港社會的集體行動動員，都不能忽視市民如何透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分享動員資訊。但網絡動員並不一定取代新聞媒體的角色，因為網絡動員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由新聞媒體的報道促進的，如市民在facebook分享媒體的報道、評論，或專欄文章，或更根本的，一些市民可能是被媒體上的相關報道「提醒」之後，才開始在網絡討論或發放有關六四的信息。
總而言之，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應該可以成為集體回憶研究的一個重要案例。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的念念不忘，其中一個原因是年復一年的記憶動員，而新聞媒體雖然不是記憶動員最主要的發起者，但它在過程中卻起着關鍵的作用。
註：
1. Zelizer, Barbie and Keren Tenenboim-Weinblatt（eds.）（2014）. Journalism and Memory.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 Lee, Francis L. F. and Joseph Man Chan（2013）.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iananmen in Hong Kong: How young rally participants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4 Ju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issue 84）, 96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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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構集體記憶，新聞媒體也有動員集體記憶的功能。回到香港的案例，香港社會之所以能長期延續着紀念六四的傳統，有效的記憶動員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當然，近年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關注度的強化，是由很多條件造成的。首先，六四不像二次大戰那一類「已成過去」的歷史事件。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六四尚未平反，中國大陸尚未民主化，也就代表着六四事件並未得到解決，相關的集體記憶就不會那麼容易「過時」。第二，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之間在普選及其他政治議題上的矛盾，再加上社會上泛起的「中港衝突」，使得民意在身分認同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等問題上有所轉向。社會有更大的意欲向中央政府的權威表達違抗的態度（defiance），而紀念六四則成為了表達這態度的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方式。
第三，「薪火相傳」的成功也是六四晚會參加人數增加的基礎。筆者與陳韜文教授3年前進行過一輪晚會參與者的深入訪談，發現年輕參加者通過由家庭、傳媒和學校所組成的傳播網，對六四事件產生認知。青年人不一定很清楚六四事件的一些細節，但這反而使得他們對六四事件的理解更加精要化（essentialized），亦使得他們對六四事件中誰對誰錯的道德判斷，甚至比有親身經歷過六四的上一輩還要表達得清晰和直截了當（註2）。
不過，任何集體行動都有其動員過程，而六四晚會涉及的，可以說是一個記憶動員的過程。記憶需要動員，是因為人們不可能時時刻刻想起腦海裏所有的記憶。在日常用語中，忘記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意思，是記憶在腦海中徹底消失，就算在被人問及相關事情時，也回答不上來。第二種意思則是「醒唔起」，即一個人未能在特定的和有需要的時刻記起應該要記起的東西。例如一個人說他忘記了一位家人的生日，很可能並不是指他徹底忘記了家人的生日是哪一天，而是指他在家人生日的那一天並沒有想起來。
香港人常說對六四是「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經歷過六四的香港人大概不會徹底忘掉六四是什麼事情，但是在特定的日子和時刻想起六四卻不是那麼必然的。筆者前一陣子跟一位國內朋友聊起六四期間大陸一些地方的氣氛，她說自己在北京，原本沒有想起六四，反而是在經過天安門廣場時感受氣氛跟平時有點不一樣，戒備似乎特別森嚴的時候，才突然想起快6月4日了。
媒體關注六四 設定議題
在香港，完全「醒唔起」或到六四前一兩天才想起來的機會較小，是因為每年支聯會和其他社會組織都會進行記憶動員，由4月初的清明節獻花和復活傳訊，到後期的放風箏、長跑等，再到六四前一星期的大遊行，支聯會有一系列較常規化的活動作動員的基礎。泛民議員在立法會提平反六四動議，也是指定動作之一。同時，社會上不同組織也會舉辦如座談會和展覽等相關活動。種種行動，除了有其本身意義外，對市民都起了提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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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談論今天香港社會的集體行動動員，都不能忽視市民如何透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分享動員資訊。但網絡動員並不一定取代新聞媒體的角色，因為網絡動員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由新聞媒體的報道促進的，如市民在facebook分享媒體的報道、評論，或專欄文章，或更根本的，一些市民可能是被媒體上的相關報道「提醒」之後，才開始在網絡討論或發放有關六四的信息。
總而言之，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應該可以成為集體回憶研究的一個重要案例。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的念念不忘，其中一個原因是年復一年的記憶動員，而新聞媒體雖然不是記憶動員最主要的發起者，但它在過程中卻起着關鍵的作用。
註：
1. Zelizer, Barbie and Keren Tenenboim-Weinblatt（eds.）（2014）. Journalism and Memory.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 Lee, Francis L. F. and Joseph Man Chan（2013）.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iananmen in Hong Kong: How young rally participants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4 Ju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issue 84）, 96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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