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簷﹕良民證回來了

【明報專訊】在國外吵架，有個一劍封喉的利器：歧視。但在中國，大家對這玩意不太感冒，被歧視了還不覺得。


比如江蘇睢寧縣自2010年開始推行大衆信用信息分值，大至違法亂紀，小至拖欠卡數、水電費，都會在這個信用體系中顯示出來。個人信用資訊基本分值為1000分，如獲國家級表彰加100分，見義勇為加10分，不贍養老人減50分、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減30分……


江蘇睢寧公民信用值定待遇

這樣，睢寧114萬居民每年根據分數被劃為A、B、C、D共4個信用等級，所受待遇因此不同，如A級，在入學、就業、低保（綜援）、社會救助等方面優先照顧，入黨、提幹、參軍優先考慮，個人創業、辦企業優先給予扶持；而D級，就都沒戲了。


有網友說：「難道這就是失傳已久的良民證？」雖是調侃，但極敏銳：與民相對的是官，睢寧縣大衆信用徵信系統的最大毛病是——官方操作。


官方操作的問題就是歧視，把為官的需要加在貌似公正的規則裏。比如條款規定：「圍堵衝擊黨政機關、企業、工地、纏訪、鬧訪」扣50分，「利用網絡、短訊誣告他人」扣100分。


按等級以福利獎懲 僭越法律

網絡誹謗，尤其是網上「誹謗」官府，這是新生事物，法律法規的適用尚在爭論中，之前每每警察抓了人，迫於輿論壓力又匆匆放了。這下好了，睢寧有「家法」了，堵住這個空白點了，說拿下就拿下！


無論政府初衷是什麽，都沒有資格給民衆劃分等級，將一些公共服務作為徵信系統的獎懲手段更為不妥，政府無權超越法律，損害公民的合法權利。建立和操作大衆信用徵信系統，必須是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必須吸收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必須受到制衡，這樣才會有公信力。


睢寧的故事之所以堅持至今4年多，是因為有「強人」王天琦。作為縣委書記，王深諳中國國情，對此笑稱：「中國所有的第三方機構，都是掛靠在政府名下。」在睢寧，政府直接出面，豈不爽快？！王承認自己本可以做得「再藝術一些」，「但我畢竟剛開始幹，你不能因為我不藝術，就全盤否定我做的這件事」。


縣委書記：做法可再藝術一些

王天琦的「藝術」是指，第三方操辦也好，走法律程序也好，但最根本的還是他的一支筆。然而，當今法制社會不相信一支筆。對公民來說，法無禁止即自由；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不得為。誰授權王書記的一支筆？誰同意睢寧的「良民」就可以在入學、就業、提幹等方面得到照顧？政府的公權是大衆給的，憑什麽政府就可以徵信大衆？大衆還想徵信政府呢，王書記本人應該是A級還是D級？


那麼，睢寧的這套大衆信用管理體系，是誰授權的？據說，是縣委開了個會就通過了。當然，還可以「更藝術些」，比如上人大走個程序。但退一步說，即使走了睢寧縣人大的法律程序，也不能違反《憲法》，也不能自己就判定誰是「網絡誹謗者」。


睢寧真的有自己的辦法：制訂方案由縣紀委牽頭，20多人的起草小組來自縣法制辦和公檢法，「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個法律文件，為這個打官司，沒有人打得過我們」。這何止是強人，王書記認為法律只是「藝術」，而他自己就是法律。


北京市郊再現大喇叭廣播

睢寧的故事是有大背景的，教育、維穩、管控的勢頭正在內地展開。在一些北京市郊區農村，過去年代的大喇叭又恢復了。


這些架在村裏的大喇叭每天播出3次，早上7時、中午11時半、晚上6點。廣播有新聞，也有宣傳，比如「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每個人的責任」，「要時刻記得做文明有禮的北京人」等等。中間也零星插播一些歌曲和沒有鹹淡的說辭，全看播音員自己的愛好，如要採取正確的走路方式，既不要外八字，也不要內八字。


廣播確實有些噪音。但農民是馴良的，他們不會反抗什麽。最多向領導提些意見，成功地把廣播音量降了下來，並第一次廣播時間從每天早上6時推遲到了7時。


作者是內地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