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前言
這篇文章是過去半年筆者撰寫反思西方民主的第十篇（前九篇其中六篇回應指正），今篇是總結及階段性的終結是項研究。這終結篇嘗試提煉繁瑣紛亂的表面現象為簡單概念，以理解民主究竟是什麽一回事。本文認為民主政制自古希臘城邦至今，還是糾纏於兩個制度弔詭之處——管治質素低劣及實際公義不彰的程序理性問題。不過，事先聲明，對民主政體的批評，並不表示它缺乏值得珍惜的優點，亦不表示其他兩種主要政體——「一人君主」及「少數貴族（精英）」勝於民主。筆者立場傾向亞里士多德的混合政體，取長補短，互相制衡。
這終結篇要回歸民主的本質看民主的現象。它問3個問題：第一，民主的本質為何呢？第二，民主的本質如何影響它的表現呢？為何民主政制曾經一段頗長時期令人嚮往呢？第三，民主政制只是國體一部分，這依託反映什麽問題呢？
民主從眾不從賢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認為「民主從眾不從賢」。這是筆者認為對民主性質最深刻的理解；這個「從賢」應是「從賢從能」之意。再推論下去，民主是平均賢能，平庸的政體。
從眾的本質是什麽意思？美國政治學大師道爾（Robert Dahl）用領航員及醫生論證民主能力（competence）的缺陷。他說不會乘坐每項決定都交由船員及乘客投票的船隻航行；他亦不想成為一間醫生、護士、病人及其他相關人士以平等基礎決定所有事務的醫院的病人。民主的管治能力水準低劣，若其他因素不變，是結構性的！
美國政治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觀察是：「當一般人進入政治領域，他會跌至一個較低的智力水準。他會立刻在本身真正利益範圍變得幼稚。」他的解釋是從人性角度切入傳媒的渲染力：報紙及電台受衆群體十分容易進入狂熱狀態，而理性論據只會鼓勵獸性而已。今天情况更為惡劣。若此，由一般不懂政治的人一人一票所謂普選產生的領袖是否政制設計的誤區呢？由於這個因素，美國《聯邦人論文》闡釋採用間選參議員及總統的原委，就是企圖避免缺乏友儕評估，而任由普通選民不了解候選人的情况下，選出巧言令色的民粹政客（見筆者〈民主是激情專制〉一文）。現今成熟民主政體的選舉已經變成不大重視候選人做了何種實事，而是用盡公關技巧討好選民。這種發展有它內在邏輯性。
民主政制另一個特質是程序至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認為西方民主背後的自由主義把「程序」推高至「真理」的位置，最後變成「價值相對主義」，即不認同歷史智慧及經驗的積累是經歷考驗的真理、公義。康教授的講法是，民主受其程序限制，不能預設實質涵義的結果，因為要一人一票的多數票才能決定誰是「真理」。
講到民主的程序公義及理性一定要提及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及1789年法國大革命提出的《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否定絕對皇權的觀點。
這兩宣言奠定民主政制普選一人一票選舉的道德基礎。然而古希臘雅典等民主是城邦小範圍、人數少，還可採用直接民主。美國立國時期麥迪遜等人寫的《聯邦人論文》，就是要解決幅員廣、人口多的民族國家實行民主政制的困難。他們想出用代議政制，即少數精英由每個州選民選出，而非選民直接議政。這個改動基本上改變了民主的本質。更具體的說法是，代議政制是將人民直接行使決策的權力架空，只保留定期選舉代議士。這樣改動實際上變更民主的「平均賢能」導致管治能力下降的邏輯。但代議政制不應稱為民主，它有一半是精英政體。
在實際選舉操作層次，代議政制與古希臘城邦一樣，後者就算有集會商議政事的傳統，若未有共識，最後亦要透過投票多數決定的程序。即是說，代議政制的公民選舉及議會投票部分是用程序理性的邏輯；但它選出的代議精英提升了決策能力，亦破解了道爾「民主能力低下」的困境。
成熟民主國家輝煌的原因
余英時對民主政制表現不濟還有一個說法，他認為雅典民主的後期已經沒有伯利克里（Pericles）一樣的領袖人物，繼起者是一些民粹政客，一味以取悅群眾，利用他們的低級本能，以滿足他們的權力欲望。余英時一語道破民主政制興衰的決定因素；即是說，當民主決策是真正民主，缺乏精英賢能部分，其他因素不變的話，民主政制必然衰落。這亦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蔑視民主的原因。他認為民主是對準（directed to）窮人利益的政體，但不能照顧每個人的利益。英國大文豪蕭伯納（George Shaw）更對民主冷嘲熱諷。他說民主「是由不勝任多數選舉取代委任腐敗小數」的政制。但值得一提，民主政制可貴之處是它迫使政治精英回應一般人民的訴求。
既然民主本質決定它表現不濟，為何自美國獨立以來200多年，實行代議民主的西方諸國，如英、美、法、荷以至東方的日本都有其繁榮富強的國體呢？
筆者的解釋如下：
第一，今天西方成熟民主國家及東方的日本仍然是高經濟水平，其中重要原因是殖民侵略保存的資本。若有興趣，可觀看北京衛視《大國崛起》劇集，了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以至日本的侵略戰爭歷史。
第二，西方成熟民主是代議政制，不是人民直接議政，還保留它的精英性質。舉例說，美國兩位學者Martin Gilens及Benjamin Page研究發現在美國1981-2002年間1779項與聯邦事務有關的政策事件，經濟精英及專業界別，而非一般市民及群眾基礎的利益團體，才有實際影響。
第三，成熟民主政體一般在實施全面普選之前已完成經濟起飛的階段。根據英國學者Martin Jacques的研究，英國工業化開始於在18世紀後期19世紀初。就算是1850年，只有1/5男性有投票權；直至1918年，即工業革命130年後，英國30歲以上女性才有同樣權利。美國經濟起飛階段是1870年至1913年，只有少數白人有投票權；白種女性遲至1920年代，而黑人則在1965年才真正有投票權。日本男性在1925年才有投票權，已經距離明治維新（1868）有57年。
第四，筆者首篇文章〈西方民主制度是靈丹妙藥還是興奮劑？〉已指出民主政制危機歸結為「超載政府」的問題。筆者最近再翻查一些資料，更加肯定美國學者Kupchan（見首篇文章）提出民主患了抑鬱症的判斷。他指出全球化弱化政府的能力。以此推論，經濟競爭力強的國家，面對相同的壓力亦表現不一樣。以最新全球競爭力報告作比較：2013/14年德國第4，日本第9，荷蘭第8，英國第10，美國第5；它們都是成熟民主政制，而且沒有在2008年金融危機出大事（美國「次按」出事，但不是美國「埋單」）。而出現主權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排名則遠為落後：葡萄牙（51），愛爾蘭（28），意大利（49），希臘（91）及西班牙（35）。經濟實力亦決定這些國家的失業率，尤其是青年失業率；2012年前列五國最高是英（21%）、美（16.2%），其餘德、日、荷都在10%內。但「歐豬五國」同期最少是愛爾蘭（33%），最高是希臘（55.3%）。
但這些國家不會如埃及、利比亞等「亞拉伯之春」國家出現政權易手的動亂。因為它們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其開支與德日等競爭力強國家差不多。反映在社會穩定指標，就是貧窮率（家庭收入中位數一半以下）2010年都有大幅度的減幅。舉例說愛爾蘭稅收及再分配前貧窮率是44%，稅收及再分配後只得9%；稅收及再分配後最差是西班牙（15.4%），與香港相若，但稅收及分配前是35%。
從國債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來看，2007年日本是167%，希臘只得115%，西班牙42.3%。這幾組數據跨國比較似乎印證一句說法，經濟實力決定一切。
第五，最近新興民主國家及地區的民主亂象，如泰國、台灣、埃及都有普選，但泰國及埃及未能落實政權和平輪替的傳統或有少數激進分子用街頭動員拖延民選政府施政（如台灣），都反映民主的程序理性（一人一票多數決定）未能解決實質社會深層次矛盾。
總結上述5項理據，儘管民主政制有本質缺陷，但亦可基於偶然性因素，如侵略得來的財富、成熟民主國經濟起飛先於全面普選，而創出光輝及令人羡慕的繁榮。但今天，這些偶然因素逐漸退減，民主政制本身的缺陷才顯露出來，尤其體驗在競爭力弱的國家。當然，筆者這偶然性理論（contingency theory）成立與否，便要看西方民主國家自我更新的能力了；時間會說明一切。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香港人談民主容易忘記國體的問題。以下筆者列舉兩個歷史事實加以說明國體的重要。
第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Westphalia Treaty）簽訂結束了歐洲30年戰爭。和約削弱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絕對權威並奠定「民族國家」的開始。自始，國家之間以平等、主權為基礎展開對弈。
第二，1871年日本明治日皇派遣使節團，史稱岩倉大使節（Iwakura Mission），歷時兩年出訪歐美各國，用了當時財政總收入2%。1873年會見德國首相俾斯麥，他對使節團說：「方今各國親睦禮儀，實屬表面現象……彼之所謂公法，謂之保全列國權利之準則……若於己有利，則依據公法，若於己不利，則翻然訴諸武力，固無常守之事。」事後隨團之大藏卿大久保利對友人說：「聽了俾斯麥一席話，開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
這兩項歷史事故說明民主政制最終只是「毛」，不是「皮」。沒有了在國際關係中國家利益至上的博弈下的國體保護，民主政制「毛將焉附」。在這個國體依託的宏觀背景，我們再參考1842年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的中國「百年恥辱」的實質困境。亦由於這個國體背景，致有「五四運動」民主及科學之議，救中國之國難。事後看來，這是歷史的錯判。
美國輸出選舉民主就不包括君權統治的中東油國。斯諾登（Edward Snowden）向媒體披露民主的美國政府擁有龐大的監聽計劃，監聽對象包括親美的盟國領袖。這事件不單彰顯民主國家利益至上的實質內涵。更荒謬的是，理應平等對待他國（民主的本意）的美國居然由於懷疑玻利維亞總統專機載有斯諾登，要求法、葡、意及西四國拒絕其過境。可以說，民主最終的依託還是國體的民族國家，而這載體在國際關係的原則最不民主。
總結
回答文首3個問題。第一，民主從眾不從賢的本質決定它管治能力平庸，若不是低劣的話。第二，成熟民主國家繁榮富強的表象非民主政制之功，可以是其他偶然性因素造成的。第三，民主要依託於國體，而民族國家的母體生存的環境，300年來基本上都是用達爾文進化論運作的。
民主政制最大的問題是選民質素的問題，即由一些容易受私利激情及黨派預設立場影響的人選出領袖，而這批領袖亦受其私利及黨派利益左右。最傷害民主政制的兩批人都相信私利。若西方社會能夠反思如何效顯彰公利，還可能稍減這道德缺陷。
民主政制另一大問題是絕對化程序理性，這當然是本質所然。法治—憲法及獨立的法庭亦可以幫上忙。但這還不足夠。余英時教授講過一句話——徒法不能自行。這個「法」包括制度，而「自行」指要人去執法。這就回到中國傳統的强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背後的道德禮教及人本理想。這正可補民主政體缺乏實質公義的缺陷。最後一句，民主是政制的方法，只是術的層次，不用太抬舉它。它是興奮劑，不是萬應靈丹。人民主權若建基於人性的私利醜惡，這種西方現代政治學傳統，如何有道德高地呢？這亦是熊彼得及羅拔道爾等美國政治學大師要將民主重心放在競爭性精英；如道爾倡導的「多頭政體」（polyarchy）的道理。當然，中國人對人性及政體有不同傳統，我們不應盲目跟西方開始過時的潮流起舞。
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值得參考的文件：
余英時（2011） 「中國文化的重建」。北京中信出版社
汪暉（2010） 「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牛津出版社
Martin Jacques (2010)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Penguin Books, 2nd edition.
Joseph Schumpeter (195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Chapter XXI, 3r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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