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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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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一種流行較廣的觀點認為，1980年代中期之前新疆民族關係比現在好得多。這似乎與筆者前兩篇所介紹的情况悖謬。
交通戶籍所限 民族意識淡
這首先與當時整體維吾爾民族意識相對薄弱有關。綠洲文明的新疆，不同綠洲之間距離遙遠，且巨大的戈壁沙漠，又令這種距離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極難克服。據實際經驗，駱駝隊從伊犁到喀什需時一周，焉耆至喀什要一個月，由羅布泊到吐魯番需20至25天。這造就了不同綠洲的地域認同。而新中國雖建立起了整體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並逐漸剷除了原來分割的地方政府，也逐步建立起現代化的公路系統，但直到80年代，在新疆各地間旅行都是相當不便且昂貴的。更不用說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使得跨地域流動更為困難，對外邊界也被嚴密封鎖。所以直到80年代中後期，美國學者Justin Jon Rudelson還發現地域性的綠洲認同，比整體性的維吾爾民族意識要更強。
思想宣傳奏效 百姓易盲從
另外，80年代之前，對毛澤東、黨和國家的熱愛之宣傳、教育又效果非凡，雖然也遇到或明或暗的阻力，但主要是來自舊時代的那批少數知識分子，他們對一般少數民族老百姓來說，基本是陌生人。所以之於一般民眾，國家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批判，更像是「會議廳裏的風暴」，廳外之人既不理解也不關注，相反倒是更相信國家的宣傳，盲目地跟着批判。
相對而言，國家對宗教、傳統文化習俗的衝擊對普通人影響較大，但這卻被對毛澤東、黨和國家的熱愛所冲淡，被新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階級情感所淡化。
當時中國所實施的單位制（工礦企業、機關部門）或類單位制（如人民公社、街道等），一方面嚴格束縛了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創造出一個個高度封閉的熟人社會。公有制分配是大致平等的，大家共同勞動、學習，生活於同一個大家庭中，對單位具有很強的歸屬感。而且當時工廠機關中少數民族並不多，他們又多是國家培養的產業工人或有文化者，受到國家的切實照顧，所以對國家的感情自然較好。不過，城市單位中的維漢族職工及家屬，工作學習時在一起，但平時交往並不太密切。而單位之外的漢人人口並不多，烏魯木齊之外就更少了，大家多是分區居住，也不大容易發生衝突。至於南疆，當時就沒有多少漢人，而南疆的漢人也大都主動地學習維吾爾語，所以衝突就更不容易發生了。並且在資訊高度固化的社會，就算是哪個地方發生衝突，別處也無從知曉。
漢人輸入有限 分配較公平
再則，80年代之前，雖從內地來了不少漢人，但一來當時相對人數還比較有限，去南疆者就更少；二來其中不少是醫療文化教育科技人才，受到當地人歡迎；三是新中國頭30年國家在新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建設，不僅吸納了大多數外來人口，也吸納了一些當地少數民族。總體來說，儘管經歷「文革」，新疆比起以前來還是頗有發展，而發展成果的分配又較為公平，所以儘管漢人與維吾爾等當地人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競爭，但並不嚴重。加之當時的幹部和普通漢人，大多能夠自覺尊重少數民族生活習慣，而那些傷害少數民族生活習慣的政治運動乃國家所為，漢族也受傷害，而且常常係由當地少數民族幹部推行，故以漢語為工具的現代文化，當時的確受到較為普遍的欣賞。
芥蒂未除 融洽下釀風暴
客觀而言，80年代之前新疆的民漢關係總體是比較融洽的，但以筆者烏魯木齊的生活經驗看，彼此的隔閡、芥蒂還是存在的（主要是對單位之外維吾爾人的芥蒂乃至害怕）。不過什麼「地方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維吾爾民族主義」，對廣大普通維漢人民來說，並無太明確的概念，至於什麼「極端宗教主義」的說法，更是聽都沒聽說過。當然，這一切都是特定時代下的特殊情况，風暴就在表面的融洽下悄悄醞釀。
（新疆的國家、宗教、維吾爾民族意識博弈史系列之四）
作者為廣州暨南大學教授
交通戶籍所限 民族意識淡
這首先與當時整體維吾爾民族意識相對薄弱有關。綠洲文明的新疆，不同綠洲之間距離遙遠，且巨大的戈壁沙漠，又令這種距離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極難克服。據實際經驗，駱駝隊從伊犁到喀什需時一周，焉耆至喀什要一個月，由羅布泊到吐魯番需20至25天。這造就了不同綠洲的地域認同。而新中國雖建立起了整體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並逐漸剷除了原來分割的地方政府，也逐步建立起現代化的公路系統，但直到80年代，在新疆各地間旅行都是相當不便且昂貴的。更不用說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使得跨地域流動更為困難，對外邊界也被嚴密封鎖。所以直到80年代中後期，美國學者Justin Jon Rudelson還發現地域性的綠洲認同，比整體性的維吾爾民族意識要更強。
思想宣傳奏效 百姓易盲從
另外，80年代之前，對毛澤東、黨和國家的熱愛之宣傳、教育又效果非凡，雖然也遇到或明或暗的阻力，但主要是來自舊時代的那批少數知識分子，他們對一般少數民族老百姓來說，基本是陌生人。所以之於一般民眾，國家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批判，更像是「會議廳裏的風暴」，廳外之人既不理解也不關注，相反倒是更相信國家的宣傳，盲目地跟着批判。
相對而言，國家對宗教、傳統文化習俗的衝擊對普通人影響較大，但這卻被對毛澤東、黨和國家的熱愛所冲淡，被新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階級情感所淡化。
當時中國所實施的單位制（工礦企業、機關部門）或類單位制（如人民公社、街道等），一方面嚴格束縛了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創造出一個個高度封閉的熟人社會。公有制分配是大致平等的，大家共同勞動、學習，生活於同一個大家庭中，對單位具有很強的歸屬感。而且當時工廠機關中少數民族並不多，他們又多是國家培養的產業工人或有文化者，受到國家的切實照顧，所以對國家的感情自然較好。不過，城市單位中的維漢族職工及家屬，工作學習時在一起，但平時交往並不太密切。而單位之外的漢人人口並不多，烏魯木齊之外就更少了，大家多是分區居住，也不大容易發生衝突。至於南疆，當時就沒有多少漢人，而南疆的漢人也大都主動地學習維吾爾語，所以衝突就更不容易發生了。並且在資訊高度固化的社會，就算是哪個地方發生衝突，別處也無從知曉。
漢人輸入有限 分配較公平
再則，80年代之前，雖從內地來了不少漢人，但一來當時相對人數還比較有限，去南疆者就更少；二來其中不少是醫療文化教育科技人才，受到當地人歡迎；三是新中國頭30年國家在新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建設，不僅吸納了大多數外來人口，也吸納了一些當地少數民族。總體來說，儘管經歷「文革」，新疆比起以前來還是頗有發展，而發展成果的分配又較為公平，所以儘管漢人與維吾爾等當地人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競爭，但並不嚴重。加之當時的幹部和普通漢人，大多能夠自覺尊重少數民族生活習慣，而那些傷害少數民族生活習慣的政治運動乃國家所為，漢族也受傷害，而且常常係由當地少數民族幹部推行，故以漢語為工具的現代文化，當時的確受到較為普遍的欣賞。
芥蒂未除 融洽下釀風暴
客觀而言，80年代之前新疆的民漢關係總體是比較融洽的，但以筆者烏魯木齊的生活經驗看，彼此的隔閡、芥蒂還是存在的（主要是對單位之外維吾爾人的芥蒂乃至害怕）。不過什麼「地方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維吾爾民族主義」，對廣大普通維漢人民來說，並無太明確的概念，至於什麼「極端宗教主義」的說法，更是聽都沒聽說過。當然，這一切都是特定時代下的特殊情况，風暴就在表面的融洽下悄悄醞釀。
（新疆的國家、宗教、維吾爾民族意識博弈史系列之四）
作者為廣州暨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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