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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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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通過前幾篇笑談，筆者大致界定了新疆的伊斯蘭、維吾爾民族主義的範圍，此篇起將引入國家這一變數，分析這三者在新中國60年間的博弈。之所以稱之為「博弈」，不僅因實際發生的情况非簡單的雙方鬥爭，而是多方的複雜博弈；用「博弈」這一中性概念，也有助走出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維定式。我們大致可以按6個階段來討論：1949至1956年，1957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1989至1996年，1996至2009年，2010至今。
第一階段：整合本土軍 改造宗教社會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後，政府面對兩股最大待整合本土勢力：具雄厚歷史根基的伊斯蘭教體制和「三區革命」（即1944年開始的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政治及軍事力量遺存。擁有強大軍事後盾的政府，通過民族區域自治許諾與實施並借助共產主義革命之於中共、三區革命、蘇聯間的不無含混的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整編了具有軍事力量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三區革命軍被集體作為「民族軍」編入解放軍建制，其領導人也多委以重任。大家熟悉的賽福鼎（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不說，後來兩度被打成民族分裂分子的吐爾貢•阿勒瑪斯，也先後做過喀什和烏魯木齊兩地的公安負責人。這一整編過程，雖也發生過暴力衝突，但總體較順利。吐爾貢·阿勒瑪斯就曾向黨致意：「共產黨啊！請你接受我的致意，這敬意來自人民的心裏，任何東西都不能冲淡我的信念，我的情感的火焰早在我心裏點燃，人民從心裏迸發出來的愛情，像一片無邊翻滾的浪濤。」
民族軍編入解放軍 大致順利
同期國家開始對新疆傳統宗教社會初步改造，這固然與新政權的無神論理念相關，但也包含階級解放與婦女解放的合理性。如1951年新疆土地改革前，40%至50%土地集中於佔農村人口8%的地主、富農手中，佔人口90%以上的農民僅有50%至60%土地；一些地區8%地主、富農，甚至佔80%土地。最底層的貧僱農更缺土地。據統計，地主人均佔耕地41畝、富農12.4畝、中農7.11畝、貧農僅3.06畝、僱農0.98畝。鄉村富人往往與宗教勢力關係密切，且不少土地直接被宗教機構佔有。當時全疆160萬畝「瓦哈甫」（「宗教公產」或「宗教基金」之意）形式的宗教佔地中，約60萬至70萬畝被宗教機構私吞。連美國學者也承認，中共利用土改，得到大多數維吾爾人擁護。
新疆土改 扭轉宗教機構佔地
另外，傳統社會婦女地位低下，穆斯林婦女尤甚，結婚前父親決定一切，婚後丈夫相當於其第二「胡大」（真主），幾無權利可言（但女子離婚或寡婦改嫁，倒比內地其他地區自由）。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動員、組織婦女走出家庭，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使穆斯林婦女千百年來所受到的嚴重人身束縛開始改變。
這兩方面意義，往往因中共治理新疆是否合法之爭及後來當局的過激行為而被忽視，甚至不被承認。同當時其他方面改造一樣，第一階段政府的宗教政策總體較審慎，手段較溫和。如對寺院土地國家採取贖買制。1950年雖明令取締經文學校但並未實施，普通學校與宗教學校共存，學生自由選擇，1953年經文學校在讀人數甚至超過1949年（李曉霞：《新疆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以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為例》）。國家也較好地執行打擊少數極端反動、惡霸性人物，團結廣大宗教界人士，並有意將其中一部分人納入新政權系統。故此階段雖發生過帶有宗教色彩的抵抗活動，但總體宗教改革較平穩。
宗教政策審慎 手段較溫和
總之1957年前的形勢可概括為，伊斯蘭教體制初步受改造，激進性維吾爾民族主義被和平整編，一般性的維吾爾民族意識也無受太大衝擊，加之土革、現代化教育體系、現代工業初步建立，以國家為主導的現代社會體系，初步楔入傳統新疆社會，帶來新疆社會總體進步局面。
（國家、宗教、維吾爾民族意識博弈史系列之一）
作者為廣州暨南大學教授
第一階段：整合本土軍 改造宗教社會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後，政府面對兩股最大待整合本土勢力：具雄厚歷史根基的伊斯蘭教體制和「三區革命」（即1944年開始的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政治及軍事力量遺存。擁有強大軍事後盾的政府，通過民族區域自治許諾與實施並借助共產主義革命之於中共、三區革命、蘇聯間的不無含混的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整編了具有軍事力量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三區革命軍被集體作為「民族軍」編入解放軍建制，其領導人也多委以重任。大家熟悉的賽福鼎（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不說，後來兩度被打成民族分裂分子的吐爾貢•阿勒瑪斯，也先後做過喀什和烏魯木齊兩地的公安負責人。這一整編過程，雖也發生過暴力衝突，但總體較順利。吐爾貢·阿勒瑪斯就曾向黨致意：「共產黨啊！請你接受我的致意，這敬意來自人民的心裏，任何東西都不能冲淡我的信念，我的情感的火焰早在我心裏點燃，人民從心裏迸發出來的愛情，像一片無邊翻滾的浪濤。」
民族軍編入解放軍 大致順利
同期國家開始對新疆傳統宗教社會初步改造，這固然與新政權的無神論理念相關，但也包含階級解放與婦女解放的合理性。如1951年新疆土地改革前，40%至50%土地集中於佔農村人口8%的地主、富農手中，佔人口90%以上的農民僅有50%至60%土地；一些地區8%地主、富農，甚至佔80%土地。最底層的貧僱農更缺土地。據統計，地主人均佔耕地41畝、富農12.4畝、中農7.11畝、貧農僅3.06畝、僱農0.98畝。鄉村富人往往與宗教勢力關係密切，且不少土地直接被宗教機構佔有。當時全疆160萬畝「瓦哈甫」（「宗教公產」或「宗教基金」之意）形式的宗教佔地中，約60萬至70萬畝被宗教機構私吞。連美國學者也承認，中共利用土改，得到大多數維吾爾人擁護。
新疆土改 扭轉宗教機構佔地
另外，傳統社會婦女地位低下，穆斯林婦女尤甚，結婚前父親決定一切，婚後丈夫相當於其第二「胡大」（真主），幾無權利可言（但女子離婚或寡婦改嫁，倒比內地其他地區自由）。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動員、組織婦女走出家庭，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使穆斯林婦女千百年來所受到的嚴重人身束縛開始改變。
這兩方面意義，往往因中共治理新疆是否合法之爭及後來當局的過激行為而被忽視，甚至不被承認。同當時其他方面改造一樣，第一階段政府的宗教政策總體較審慎，手段較溫和。如對寺院土地國家採取贖買制。1950年雖明令取締經文學校但並未實施，普通學校與宗教學校共存，學生自由選擇，1953年經文學校在讀人數甚至超過1949年（李曉霞：《新疆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以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為例》）。國家也較好地執行打擊少數極端反動、惡霸性人物，團結廣大宗教界人士，並有意將其中一部分人納入新政權系統。故此階段雖發生過帶有宗教色彩的抵抗活動，但總體宗教改革較平穩。
宗教政策審慎 手段較溫和
總之1957年前的形勢可概括為，伊斯蘭教體制初步受改造，激進性維吾爾民族主義被和平整編，一般性的維吾爾民族意識也無受太大衝擊，加之土革、現代化教育體系、現代工業初步建立，以國家為主導的現代社會體系，初步楔入傳統新疆社會，帶來新疆社會總體進步局面。
（國家、宗教、維吾爾民族意識博弈史系列之一）
作者為廣州暨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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