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佔中運動第三次商討日參與者選出供6月22日電子公投的3個政制方案後,泛民陣營內訌。一種頗有市場的說法是溫和泛民應該與激進泛民割蓆,但也有不少人呼籲泛民要團結。
其實泛民早已分裂,我相信大多數市民,包括支持政制民主化的市民,亦不太着緊泛民是團結還是分裂。我有時也奇怪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泛民朋友用這麼多精力去處理泛民陣營內部關係。真普聯設計了一個政制方案,但很多成員又有自己的方案,這是一奇。佔中運動號稱運動,但並沒有具體運動目標,是另一奇。而佔中運動發展至今已轉變定位為平台,但平台與運動的性質大為不同,未知發起人自己有沒有想清楚?
泛民聚焦討論如何處理陣營內激進一翼,有點鑽牛角尖。我對這個討論命題興趣不大,但有興趣從宏觀視角來檢視目前香港激進政治的情况。
沒有民主的制度 激進勢力溫牀
我的觀察可以歸納為幾點:第一,一個沒有民主的制度是激進勢力成長的溫牀。第二,建制內也有激進勢力。他們與激進泛民雖然是處於政治光譜的兩端,但有着微妙的共生關係。第三,香港政治不能不考量中國因素。近年社會上大幅增長對內地文化及中共政府的抗拒情緒,延伸到政治就是抗衡北京的政治力量得到更多支持。
一個沒有民主的制度是激進勢力成長的溫牀,香港並非特殊個案。在19世紀的歐洲,共產主義是最激進的思潮,其主要倡議者馬克思本來是德國的猶太裔人,但當時政治上較封閉的德國容他不下,最後他是在當時政治上最開放的英國定居和著作。按照馬克思自己的估計,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應該率先演變為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社會。
真實歷史當然與馬克思的估計相差甚遠。共產黨率先奪權的國家是俄羅斯,是眾多歐洲大國中政治上最落後和最封閉的一個。在此後的100年,能夠成功的激進勢力革命,大多數是發生在既不民主亦政治封閉的國家裏,包括中國自己。
在香港,所謂溫和泛民爭取民主超過30年,今天經常被批評妥協性太強的民主黨中堅分子當年也曾被視為激進。他們逐步轉變得溫和,是因為香港政治在回歸前的10多年不斷變得更民主和更開放。他們覺得自己在建制內能夠發揮積極作用。
回歸前,上述思維在民主派內是主流,不單局限於民主黨。但回歸後,情况不斷轉變。民主黨內激進力量在1998年底發難爭取領導層位置是第一個信號。2003年「七一大遊行」重新確認街頭行動的威力,也預示在建制外公民社會的興起,以及大量青年人經歷了政治啓蒙的洗禮。香港政治從此便不一樣。
《基本法》的所謂普選承諾,在2007年時已彈了一次票。至今民主政制對香港人來說仍是鏡花水月,就算2017年有所謂特首普選,也可能只是有篩選的選舉。至於2020年會不會全面普選立法會?真的是「你懂的」。
在這種氛圍下,其實溫和泛民的路很窄。想在建制內做點事?活動空間愈來愈窄。通過選舉顯示實力?在資源不足再加上比例代表制度這種情况下,這個想法只是空想。最令溫和泛民苦惱的是,街頭行動的積極分子多數會更支持激進立場。激進泛民並不代表大多數,但他們的支持者並不太在意行動是否有一定的結果。但溫和泛民的支持者多數想見到結果。在不民主的政制內,這些支持者有些會變得消極疏離,有些甚至變成激進泛民的支持者。
建制激進勢力 最怕溫和泛民
政治光譜兩端的激進勢力有着共生的關係。
很多人談論激進泛民,但很少人正視建制內激進勢力的問題。建制內激進勢力的行為形態跟激進泛民的不一樣,因為他們處身建制,當然不用搞街頭政治。他們身光頸靚、進出殿堂,並不表示他們不激進。他們的激進在於頑固抗拒政府變得更民主和更開放。
建制中的激進勢力或者頑固勢力是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絲毫的改革他們也不想見到。在政治光譜中,激進建制與激進泛民的立場分歧可能最大,但他們害怕溫和泛民會多於激進泛民。因為激進泛民的立場只會得到社會少數支持,對建制的實在挑戰其實不是最大。
至於街頭行動,確實是令建制煩惱,但對激進建制來說,社會矛盾激化可以用來擴大警權、加強政府的權力集中。歷史上,就有多次右翼法西斯奪權前,會先揑造或者自我導演左翼的偏激行為,以此作為擴大專制統治的藉口。
從另一個角度看,激進建制的影響力愈上升,激進泛民愈容易動員其支持者。在歷史經驗中,一個社會的激進勢力增長往往不局限於政治光譜的一端,而是兩端一齊在增長。這是一種微妙的共生關係。
最後,談談中國因素。本地的所謂建制派,其實很多是北京的代言人。而建制派內的激進勢力恰巧也是與北京最親密的人。近年來,中港兩地融合愈深,摩擦亦愈來愈多,而中央政府陷入香港政治也愈來愈深,特區政府大量不得人心的政策多多少少也有了北京的份兒。
另一方面,雖然國家日益強大,但在更多資訊開放流通的情况下,內地官員的貪污、政權的高壓、暴富的「強國人」嘴臉、不文明的行為等等,並沒有為港人塑造一個美好的國家形象。港人對內地和中央的印象近年是變差了而不是變好了。
強烈的本土主義者是激進泛民的生力軍,他們在年輕人當中有相當的支持。溫和泛民多數都有較強的民族意識。在目前的大局裏,他們的處境就更加被動了。
溫和泛民是否應該與激進泛民割蓆,只是皮相問題。更重要的問題反而是如何在未有全面普選之前擴大民眾在建制內的活動空間、如何可以削弱建制派內激進勢力的影響力,以及如何回應不斷冒升的本土主義挑戰。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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