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GaveKal不崇拜GDP(國內生產總值),不會單純用它來量度一個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首先,GDP數字經常出現大幅度的修訂,其價值是令人生疑的。更實質的問題是,究竟GDP可以量度到什麼?
例如,在私營企業,所有交易都是自願的,在計算綜合的附加值之前,所有成本都會扣除——若一家私營企業錄得虧損,該筆款項就需要從GDP中扣除出來。但在公營機構,沒有人知道如何衡量員工的附加值,於是唯有簡單地將他們的薪金全部加起來。因此,若一家公營機構虧損,其附加值仍然相等於它支付的薪金的總和,而虧損則在政府的財政赤字反映出來。
首季醫保開支激增
儘管如此,我仍然會暫時克制對GDP意義的懷疑,評論一下美國第一季的GDP數據。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具體的證據,顯示奧巴馬的醫療保健改革計劃(Obamacare)會廣泛打擊美國的經濟活動。
美國的「可負擔醫保法案」(又稱「奧巴馬法案」)(Affordable Healthcare Act)的指導原則是,健康的年輕人需要多付一些醫療保險費用,以補貼那些「風險較高」的群體。在美國今年第一季的GDP數據中,可以看到醫療保健服務開支的按年增長異常地高,達到9.9%。這是因為可以從補貼中受惠的人,紛紛選擇行使其權利。若不計算醫療保健開支,美國今年第一季的消費開支增長其實只有1.3%。
這種與正常的醫療保健消費模式的差異,是用戶應該支付的費用與他們實際支付的費用之間的差額。由於補貼他人的組別(健康組別)看到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減少了(因為多付了保費以補貼其他組別),但自己卻沒有索償(根據定義,這個組別是健康的,所以並非醫保計劃的大用戶),他們自然會在「正常」的消費上減少那個補貼其他經常生病組別的金額。因此,被壓抑已久的醫療保健開支激增,而其他消費開支減少,並不令人意外。
等同對健康人徵稅
不過,不論你對奧巴馬的醫療保健改革計劃的社會價值有何意見,在本質上,它無疑就有如對健康的人開徵新稅。其經濟結果就是,選擇自食其力的人,交稅之後,實質回報將會減少了。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問題:若工作的人需要納稅來補貼不工作的人,那就不要奇怪失業率會上升。
美首季GDP實為下跌
從美國今年第一季普遍疲弱的GDP數據,可見向健康組別的人加稅對消費產生的衝擊,可能遠遠超過醫療保健開支增加的正面效應!這將會成為一個經典案例,用來比較可以預見因素與不能預見因素的經濟後果。
若這個趨勢在未來幾季得到證實,那麼希望美國經濟增長維持在3%以上的人,已算是異想天開。在這種情况下,美國增長可能只會在2%或以下。
例如,若今年第一季使用的平減指數(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指數,即實質GDP增長與名義GDP增長的差別),與2013年第四季使用的相同,那麼美國今年第一季的GDP更會錄得0.2%的跌幅。美國政府可能需要頻繁地使用「創造性會計手法」(Creative Accounting,即合法地改造帳目)的手段。
這種對健康組別的人「加稅」的問題,在於它對有錢人的影響遞減得很快,但對中下階層的衝擊卻很大;在量化寬鬆計劃之下,美國實際上是對富有的人進行補貼,中下階層的積蓄已經飽受零利率政策打擊,而房屋等資產亦已變得不堪重負。
我不知道美國的中下階層是否將會達到他們的容忍極限,但這種政策肯定會有政治後果。若因此而出現經濟衰退,以及更多健康的美國人失業,那麼這些人在下屆選舉中就很難再盲目迷戀民主黨。
GaveKal Dragonomics 資深經濟師
[潘迪藍 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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