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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針對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訪問美國、獲美國副總統拜登會見一事,不僅國家層面的外交部發言人及外交部駐港公署公開予以批評,而且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在內的中央官方媒體也站出來連續發文,強烈抨擊。那麼,中央為何如此高調對李陳訪美進行反擊?道理很簡單:李陳訪美,對香港的「一國兩制」進行攻擊,邀請美國干預香港的普選,踩了中央的「紅線」,增加了中央對香港的普選的憂慮和警惕。難怪李陳的一些同道中人擔心中央可能會因為李陳的美國之行而收緊對香港普選的限制。有些泛民人士也與李陳「切割」。泛民中人有這樣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凡是希望有普選的泛民人士,確實應該與李陳邀請外國干預的言行「劃清界限」。
美國插手香港普選有兩目的
美國安排李陳到訪並予以高規格接見,當然有自己的盤算。美國熱心插手香港普選,目的有兩個:一是希望選出一個能夠關照美國利益最好是能夠聽命於美國的特首;二是出於美國全球戰略的需要,將香港變成遏制中國的一個棋子。這就恰恰觸及到中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中央必然要作出強硬回應。
事實上,中央將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定為特首普選的底線,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求普選產生的特首必須效忠自己的國家和香港特區,在涉及國家利益和中央有關的事務時,必須維護國家利益,尊重中央的決定,不能對抗中央,更不能聽命於外國,不能與外國勢力聯手對付中央。普選產生的特首如果是一個依靠外國的人,不僅會損害國家利益,而且毁掉香港的繁榮穩定。記得去年初香港普選討論剛剛全面展開時,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就在3月的「兩會」期間代表中央表達態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如果出現和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離心離德的力量在香港執政,對香港不好,對國家也不好。」他說,「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那樣的話,大陸和香港的關係會出現什麼局面呢?」隨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進一步明確: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是中央的底線。
斯諾登事件
令中央更重視特首對國家忠誠度
人們不會忘記去年發生的斯諾登事件。當時,美國提出針對斯諾登的3項指控,並向特區政府施壓要求向斯諾登發出臨時拘捕令。試想,如果梁振英聽命於美國,不按香港的法律、香港的制度和香港的程序處理斯諾登事件,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拘捕斯諾登交給美國,將會對香港的法治、國際形象和中國的國家利益造成嚴重傷害。事實上,斯諾登事件使中央更加重視特首對國家的忠誠度,絕不能容許出現仰仗外國勢力的特首。
值得留意的是,陳方安生是在自己的「香港2020」公布政改方案之後去美國的。本來,泛民中的一些人認為「香港2020」的方案可以作為與中央討價還價的基礎方案之一。然而,當陳方安生訪美之後,社會上就有不少這樣的質疑:陳方安生是拿着自己的方案去「請示美國老闆」的「認可、批准」。於是,連泛民中人也都認為,滲透了美國因素的陳方安生方案,已經失去了與中央討論的價值。這正是泛民中人感到「可惜」或「不值」的地方。
中央對泛民
不會「一竿子打沉一船人」
必須強調的是,中央對泛民不會「一竿子打沉一船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上海的講話中,非常明確地表態:「從來沒有講過凡屬所謂『泛民』陣營的人士都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這個講法,權威地表達了中央並非排斥所有的泛民人士。據筆者了解,有些泛民中人確實不希望中央將他們看成是「反中亂港」的人,他們也不願看到普選夭折。不過,泛民人士必須明白:在中央眼裏,與外國勢力勾勾搭搭的人,不可能是愛國愛港的人。因此,泛民中,凡是希望有普選的人士,凡是不願與中央對抗的人士,都應該與邀請外力干預普選的言行劃清界限。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普選討論節外生枝。
作者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美國插手香港普選有兩目的
美國安排李陳到訪並予以高規格接見,當然有自己的盤算。美國熱心插手香港普選,目的有兩個:一是希望選出一個能夠關照美國利益最好是能夠聽命於美國的特首;二是出於美國全球戰略的需要,將香港變成遏制中國的一個棋子。這就恰恰觸及到中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中央必然要作出強硬回應。
事實上,中央將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定為特首普選的底線,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求普選產生的特首必須效忠自己的國家和香港特區,在涉及國家利益和中央有關的事務時,必須維護國家利益,尊重中央的決定,不能對抗中央,更不能聽命於外國,不能與外國勢力聯手對付中央。普選產生的特首如果是一個依靠外國的人,不僅會損害國家利益,而且毁掉香港的繁榮穩定。記得去年初香港普選討論剛剛全面展開時,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就在3月的「兩會」期間代表中央表達態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如果出現和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離心離德的力量在香港執政,對香港不好,對國家也不好。」他說,「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那樣的話,大陸和香港的關係會出現什麼局面呢?」隨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進一步明確: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是中央的底線。
斯諾登事件
令中央更重視特首對國家忠誠度
人們不會忘記去年發生的斯諾登事件。當時,美國提出針對斯諾登的3項指控,並向特區政府施壓要求向斯諾登發出臨時拘捕令。試想,如果梁振英聽命於美國,不按香港的法律、香港的制度和香港的程序處理斯諾登事件,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拘捕斯諾登交給美國,將會對香港的法治、國際形象和中國的國家利益造成嚴重傷害。事實上,斯諾登事件使中央更加重視特首對國家的忠誠度,絕不能容許出現仰仗外國勢力的特首。
值得留意的是,陳方安生是在自己的「香港2020」公布政改方案之後去美國的。本來,泛民中的一些人認為「香港2020」的方案可以作為與中央討價還價的基礎方案之一。然而,當陳方安生訪美之後,社會上就有不少這樣的質疑:陳方安生是拿着自己的方案去「請示美國老闆」的「認可、批准」。於是,連泛民中人也都認為,滲透了美國因素的陳方安生方案,已經失去了與中央討論的價值。這正是泛民中人感到「可惜」或「不值」的地方。
中央對泛民
不會「一竿子打沉一船人」
必須強調的是,中央對泛民不會「一竿子打沉一船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上海的講話中,非常明確地表態:「從來沒有講過凡屬所謂『泛民』陣營的人士都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這個講法,權威地表達了中央並非排斥所有的泛民人士。據筆者了解,有些泛民中人確實不希望中央將他們看成是「反中亂港」的人,他們也不願看到普選夭折。不過,泛民人士必須明白:在中央眼裏,與外國勢力勾勾搭搭的人,不可能是愛國愛港的人。因此,泛民中,凡是希望有普選的人士,凡是不願與中央對抗的人士,都應該與邀請外力干預普選的言行劃清界限。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普選討論節外生枝。
作者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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