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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廣東電視台《DV現場》節目日前暗訪發現，中山市火炬開發區一家電子廠不顧法令招聘未滿16歲童工，甚至教唆應聘者製造假身分證明來規避檢查。其實，就在去年，同一節目還報道過多宗珠三角企業非法聘用童工的新聞，童工現象在珠三角可謂屢禁不絕。
內地勞動法規不完善、政府對企業監管力度薄弱、童工薪資低等都是原因，但首先令筆者想到的卻是內地企業家兩個愈來愈明顯的特點。
滿口仁義道德未保障下屬
第一個是嘴上講的道德與實際的商業行為不相干。內地近年出現「國學熱」，參加者大多是一些企業高管、民企老闆。且不管這些「國學班」是否貨真價實，企業家願意主動學習商業以外的知識是值得鼓勵的。不過，在與一些民企老闆交流後，這種美好的想像很快就被打破。
最大的感觸不是他們熱中於談論孔孟，而是口中的「禮義廉恥」與實際行動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他們一邊放言在日常會以傳統道德的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一邊卻無視自己企業違反法律，不為員工購買社保；能在上香拜佛時給寺廟大筆捐款，卻吝嗇於給員工發放高溫補貼。
其實，「國學班」如同其他商業課程一樣，只是又一個供老闆結交朋友、暢談生意的「餐桌」。企業家在意的並非國學或思想能力、道德素質的提高，而是經過傳統文化的包裝，為自己鍍上一件「有思想」的外衣；他們真正服膺的並非道德價值，而是利益最大化的商業邏輯。這也是聘用童工、超時加班、違法解僱等問題屢禁不絕、反獲企業家容忍甚至鼓勵的重要原因。
稱商業無關政治避險卸責
第二個是佯稱政治可以與商業無關，背後卻另搞一套。2013年6月，聯想集團董事長柳傳志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表示：「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
此話一出，便在內地引起不少波瀾。實際上，假如把柳傳志的話用一種更通俗的方式來表達，就是「我只做生意不做憤青」。因此，在其後「在商言商」的大討論中，雖然知識界批柳的聲音佔多數，但不少企業家也在全力挺柳。
不過，政治與商業的關係從來不是一刀就能兩斷的。柳傳志避談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論政有風險、論政環境不夠自由。但愈是如此，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就愈有責任改變氛圍，因為政治環境決定了商業環境。政治權力若不受制約與監督，政策法規可被隨意解釋，要做到如柳傳志所言「把企業辦好就行」，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幾年前重慶「唱紅打黑」時，一批企業家被關進牢房、沒收財產，就是商業無法脫離政治的生動例證。從此角度看，「在商言商」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幻影，在劣質的政治環境中，企業家明哲保身的願望，也注定無法實現。
正是因為深諳政治環境的複雜，作為個體的企業家根本無力影響多變的政治環境，於是他們乾脆假裝認為政治與商業無關——只要我不干涉政治，政治就別來干涉我（只要讓我悶聲發大財，我就不會干預政治）。另一方面，他們同樣深知，嚴格遵循法律法規，並不能保證企業的生存發展，真正左右企業命運的，其實是企業與政府或與官員之間的關係。
媒體舉報廠接風聲遷童工
因此，是否嚴格遵守不得招聘童工、不得超時加班、不得非法解僱的法律規定，差別並不太大。去年暑假，廣東電視台《DV現場》節目記者向深圳勞動部門舉報當地一家企業聘用童工，結果在官員到來檢查前，該工廠好像有千里眼、順風耳，提前安排童工搬出宿舍，此事自然就無實質證據了。換言之，不少老闆並非對政治不加理會，他們只不過不在公開場合光明正大地談論政治，而喜歡在暗地裏搞另一套「政治」。
明乎上述兩點，再去看排放污染、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等社會問題，就會知道它們之所以長久困擾內地社會，絕非法律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力這麽簡單。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內地勞動法規不完善、政府對企業監管力度薄弱、童工薪資低等都是原因，但首先令筆者想到的卻是內地企業家兩個愈來愈明顯的特點。
滿口仁義道德未保障下屬
第一個是嘴上講的道德與實際的商業行為不相干。內地近年出現「國學熱」，參加者大多是一些企業高管、民企老闆。且不管這些「國學班」是否貨真價實，企業家願意主動學習商業以外的知識是值得鼓勵的。不過，在與一些民企老闆交流後，這種美好的想像很快就被打破。
最大的感觸不是他們熱中於談論孔孟，而是口中的「禮義廉恥」與實際行動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他們一邊放言在日常會以傳統道德的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一邊卻無視自己企業違反法律，不為員工購買社保；能在上香拜佛時給寺廟大筆捐款，卻吝嗇於給員工發放高溫補貼。
其實，「國學班」如同其他商業課程一樣，只是又一個供老闆結交朋友、暢談生意的「餐桌」。企業家在意的並非國學或思想能力、道德素質的提高，而是經過傳統文化的包裝，為自己鍍上一件「有思想」的外衣；他們真正服膺的並非道德價值，而是利益最大化的商業邏輯。這也是聘用童工、超時加班、違法解僱等問題屢禁不絕、反獲企業家容忍甚至鼓勵的重要原因。
稱商業無關政治避險卸責
第二個是佯稱政治可以與商業無關，背後卻另搞一套。2013年6月，聯想集團董事長柳傳志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表示：「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
此話一出，便在內地引起不少波瀾。實際上，假如把柳傳志的話用一種更通俗的方式來表達，就是「我只做生意不做憤青」。因此，在其後「在商言商」的大討論中，雖然知識界批柳的聲音佔多數，但不少企業家也在全力挺柳。
不過，政治與商業的關係從來不是一刀就能兩斷的。柳傳志避談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論政有風險、論政環境不夠自由。但愈是如此，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就愈有責任改變氛圍，因為政治環境決定了商業環境。政治權力若不受制約與監督，政策法規可被隨意解釋，要做到如柳傳志所言「把企業辦好就行」，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幾年前重慶「唱紅打黑」時，一批企業家被關進牢房、沒收財產，就是商業無法脫離政治的生動例證。從此角度看，「在商言商」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幻影，在劣質的政治環境中，企業家明哲保身的願望，也注定無法實現。
正是因為深諳政治環境的複雜，作為個體的企業家根本無力影響多變的政治環境，於是他們乾脆假裝認為政治與商業無關——只要我不干涉政治，政治就別來干涉我（只要讓我悶聲發大財，我就不會干預政治）。另一方面，他們同樣深知，嚴格遵循法律法規，並不能保證企業的生存發展，真正左右企業命運的，其實是企業與政府或與官員之間的關係。
媒體舉報廠接風聲遷童工
因此，是否嚴格遵守不得招聘童工、不得超時加班、不得非法解僱的法律規定，差別並不太大。去年暑假，廣東電視台《DV現場》節目記者向深圳勞動部門舉報當地一家企業聘用童工，結果在官員到來檢查前，該工廠好像有千里眼、順風耳，提前安排童工搬出宿舍，此事自然就無實質證據了。換言之，不少老闆並非對政治不加理會，他們只不過不在公開場合光明正大地談論政治，而喜歡在暗地裏搞另一套「政治」。
明乎上述兩點，再去看排放污染、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等社會問題，就會知道它們之所以長久困擾內地社會，絕非法律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力這麽簡單。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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