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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智利和秘魯和平解決領海爭議，令人關注中國與鄰國可否用類似方式解決在東海和南海的領土主權爭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向本報指出，中國面對的爭議與秘智個案至少有法院性質、爭議性質和戰略利益這三大方面的差異，難以師法。
無意以仲裁化解爭端
首先是法院性質問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簡稱《公約》），簽署國可自由選擇國際海洋法法院、國際法院、常設仲裁法院及特別仲裁法院，作為解決爭端的機構。其中前兩者需要雙方皆宣布接受國際海洋法法院和國際法院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可是中國1996年批准《公約》時並未承認這兩個法院。沈旭暉指出，中國本身並無意欲循這些途徑化解領土和領海爭端，秘智兩國則主動接受由國際法院裁決，情况截然不同。
其次是爭議性質問題。沈旭暉指出，今次智、秘兩國只涉及海岸線延伸的領海爭議，可是中國面對的情况牽涉複雜得多的陸地主權爭議，例如與日本圍繞釣魚島，與菲律賓則有黃岩島等，在中日菲各方皆無退讓之意下，秘智案例難作參考。
最後是戰略利益問題。沈旭暉指出，今次智利和秘魯各取所需，前者保住魚獲利益，後者可得收復部分領海之名，而所涉海域戰略價值有限，再加上兩國民族主義情緒相對較低，無衝突誘因，為和氣解決爭端鋪出道路。相比之下，撇開經濟利益不計，東海和南海對相關國家來說戰略價值相當高，中國與日菲的民族主義亦較強，難言妥協。
沈旭暉﹕可借鑑星馬島爭
沈旭暉認為，中國牽涉的主權爭議，更加可以進行比較的是新加坡長年控制的白礁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長年為這個島的主權掀爭議，最終國際法院在2008年將白礁島判予星洲，附近的中礁島則交給大馬，判決的關鍵是新加坡長年和平佔領白礁島，未遭反對。
明報記者 周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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