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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特首梁振英今年到北京述職，從形式到內涵都與過去有所不同，初步看來，中央進一步體現了主權和權威，有意見認為這樣會矮化特首和壓縮了特區高度自治的空間，我們認為只要中央拿揑得當，可以避免出現這種效果。把中央與特區關係納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若不偏離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方針，對建立中央與特區互信和良性互動，會起到積極作用，反之對中央和特區都無好處。我們認為，有關制度化運行要在高透明度下進行，讓港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秘密運行、黑箱作業，只會徒生疑慮和不必要誤會，應該致力避免。
梁振英述職首見規範化
中央更全面掌握特首工作
董建華任特首期間，每年述職禮節性意味濃，領導人接見時的發言，在傳媒拍攝時段以「挺董」為主；曾蔭權接任特首，禮節性之外還有功能性，例如時任總理溫家寶接見曾蔭權時，多次在傳媒面前表示要特區政府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梁振英今年述職行程後期，3名局長加入，無論是早有部署或臨時起意，形式上與董、曾不同，至於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接見梁振英時，在傳媒面前都少講客套話，所謂肯定特首和特區政府工作只是一句帶過，然後李克強隨即講三中全會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對香港的機遇，並提出兩個「凡是」支持香港，習近平則主動提出2017年特首普選。擺出來的都是工作會議開局，述職的功能特質突顯出來。
傳媒退場後，習近平、李克強與梁振英的討論內容，從梁振英其後的梗概交代，無從理出特首述職規範化是怎麼一回事。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梁振英完成述職之後為規範化定調，他表示（特首）「過去更多的可能講一年我做了哪些成績，現在我們也要求他要找到不足，這一年工作上有什麼不足，也包括新的一年裏面你有哪些規劃，哪些新的事情要做」，王光亞說「這樣的話，把這個述職的內容更加確定下來」。從王光亞的描述，特首述職規範化的內涵，具體就是中央更全面掌握特首的工作，貫徹特首向中央負責的規定；特首若虛與委蛇、敷應了事，勢將逃不過述職的審查，而中央對特首以至特區的權威，也藉此進一步體現出來。
特首述職規範化，客觀上中央介入香港事務的程度更高，會否弱化特區的高度自治，只能靠中央警覺和克制，我們期望中央務必恪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否則一國兩制會遭到衝擊和破壞。不過，除了消極一面，現在所知的特首述職規範化，就實務而言也有積極一面。
特首述職時向中央介紹「有哪些新規劃」、「哪些新的事情要做」，即是說中央與聞特首來年工作重點，此舉除了方便日後檢視特首工作成績，若新規劃、新事情涉及內地，中央指示有關部委配合，而特首未能達標，可追究其失職無能；若中央僅止於聽，未作相關提示，則其後工作失敗，是否純屬特首的責任？我們指出這一點，並非要拖中央落水，而是點出體現權利，要有責任相伴，則事態才完整。
過去特區須與內地協調、配合的事宜，地方上基於種種考慮或利益盤算，進展緩慢，以CEPA為例，以往開啟了大門，但是地方小門阻滯重重；中央與特區關係在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之後，理應有更多機會和渠道打開各種大門、小門。另外，特首述職時向中央匯報工作計劃，客觀上同時開創了與中央共同跟進工作進展的空間。所以，特首述職規範化不應該都以負面視之，只要運用得宜，有可能轉化為推進香港事務的動力。
包括特首述職規範化的中央與特區關係，去年11月十八大報告之後，現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為《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寫過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文章，已有提及；所以，梁振英述職與董建華、曾蔭權不同，其實是中央早有規劃，並非因為梁振英政府陷身管治危機的結果。不過，就特首向中央負責，除了述職，張曉明在文章中還提到特首要向中央報告重要情况和重大事項，但是情况怎樣才算重要、事項怎樣才算重大，由誰來判別重要和重大，使人有很大聯想空間。更重要是特首的報告對象，是在北京主管香港事務的大員？港澳辦主任？中聯辦主任？抑或三方面都要報告？另外，張曉明的文章，還涉及落實好中央對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落實好對特區立法的監督權（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報備審查制度）的問題，同樣未見當局有任何說明，也不知道是否已經落實運作。
中央進一步體現權威
不應忘記港事港辦原則
規範中央與特區關係，若屬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則有關當局（包括中央和特區）應該坦然向港人說明規範化的安排和運作。這次梁振英展示的述職規範化，由於事前無人知道有新做法，引發諸多討論，新安排下，中央在管治香港事務的角色，大多數人都不理解。誠然，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視乎客觀情勢，一些具體做法或許需要調整，規範後的中央與特區關係，是否符合對港方針政策的原有基本原則，尚待驗證，不過，還有一個甚為重要的原則，就是「港事港辦」，我們期望在進一步體現主權和權威的同時，中央不要忘了這個原則。而港事港辦其中重要內容就包括公開、透明等元素，只有在高透明度下處理中央與特區的互動，才會增加互信和消除不必要誤會。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梁振英述職首見規範化
中央更全面掌握特首工作
董建華任特首期間，每年述職禮節性意味濃，領導人接見時的發言，在傳媒拍攝時段以「挺董」為主；曾蔭權接任特首，禮節性之外還有功能性，例如時任總理溫家寶接見曾蔭權時，多次在傳媒面前表示要特區政府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梁振英今年述職行程後期，3名局長加入，無論是早有部署或臨時起意，形式上與董、曾不同，至於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接見梁振英時，在傳媒面前都少講客套話，所謂肯定特首和特區政府工作只是一句帶過，然後李克強隨即講三中全會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對香港的機遇，並提出兩個「凡是」支持香港，習近平則主動提出2017年特首普選。擺出來的都是工作會議開局，述職的功能特質突顯出來。
傳媒退場後，習近平、李克強與梁振英的討論內容，從梁振英其後的梗概交代，無從理出特首述職規範化是怎麼一回事。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梁振英完成述職之後為規範化定調，他表示（特首）「過去更多的可能講一年我做了哪些成績，現在我們也要求他要找到不足，這一年工作上有什麼不足，也包括新的一年裏面你有哪些規劃，哪些新的事情要做」，王光亞說「這樣的話，把這個述職的內容更加確定下來」。從王光亞的描述，特首述職規範化的內涵，具體就是中央更全面掌握特首的工作，貫徹特首向中央負責的規定；特首若虛與委蛇、敷應了事，勢將逃不過述職的審查，而中央對特首以至特區的權威，也藉此進一步體現出來。
特首述職規範化，客觀上中央介入香港事務的程度更高，會否弱化特區的高度自治，只能靠中央警覺和克制，我們期望中央務必恪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否則一國兩制會遭到衝擊和破壞。不過，除了消極一面，現在所知的特首述職規範化，就實務而言也有積極一面。
特首述職時向中央介紹「有哪些新規劃」、「哪些新的事情要做」，即是說中央與聞特首來年工作重點，此舉除了方便日後檢視特首工作成績，若新規劃、新事情涉及內地，中央指示有關部委配合，而特首未能達標，可追究其失職無能；若中央僅止於聽，未作相關提示，則其後工作失敗，是否純屬特首的責任？我們指出這一點，並非要拖中央落水，而是點出體現權利，要有責任相伴，則事態才完整。
過去特區須與內地協調、配合的事宜，地方上基於種種考慮或利益盤算，進展緩慢，以CEPA為例，以往開啟了大門，但是地方小門阻滯重重；中央與特區關係在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之後，理應有更多機會和渠道打開各種大門、小門。另外，特首述職時向中央匯報工作計劃，客觀上同時開創了與中央共同跟進工作進展的空間。所以，特首述職規範化不應該都以負面視之，只要運用得宜，有可能轉化為推進香港事務的動力。
包括特首述職規範化的中央與特區關係，去年11月十八大報告之後，現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為《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寫過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文章，已有提及；所以，梁振英述職與董建華、曾蔭權不同，其實是中央早有規劃，並非因為梁振英政府陷身管治危機的結果。不過，就特首向中央負責，除了述職，張曉明在文章中還提到特首要向中央報告重要情况和重大事項，但是情况怎樣才算重要、事項怎樣才算重大，由誰來判別重要和重大，使人有很大聯想空間。更重要是特首的報告對象，是在北京主管香港事務的大員？港澳辦主任？中聯辦主任？抑或三方面都要報告？另外，張曉明的文章，還涉及落實好中央對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落實好對特區立法的監督權（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報備審查制度）的問題，同樣未見當局有任何說明，也不知道是否已經落實運作。
中央進一步體現權威
不應忘記港事港辦原則
規範中央與特區關係，若屬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則有關當局（包括中央和特區）應該坦然向港人說明規範化的安排和運作。這次梁振英展示的述職規範化，由於事前無人知道有新做法，引發諸多討論，新安排下，中央在管治香港事務的角色，大多數人都不理解。誠然，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視乎客觀情勢，一些具體做法或許需要調整，規範後的中央與特區關係，是否符合對港方針政策的原有基本原則，尚待驗證，不過，還有一個甚為重要的原則，就是「港事港辦」，我們期望在進一步體現主權和權威的同時，中央不要忘了這個原則。而港事港辦其中重要內容就包括公開、透明等元素，只有在高透明度下處理中央與特區的互動，才會增加互信和消除不必要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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