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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從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評行政會議角色不清的言論來看，行會在香港回歸祖國後的運作漸漸非制度化，值得特區高層重新檢討。
首先，行會的形象已經由於部分行會成員的停職而受一定的損害。早前的林奮強及剛剛停止各項公職的張震遠，多多少少對行會中之非官守議員威信帶來衝擊。要重建行會之威信，特首梁振英在任命行會成員時必須加倍小心，在個人誠信及財政背景方面更需要嚴謹地審查。
其次，行會之運作似乎已經非制度化，甚至是「人治」色彩濃厚。曾鈺成揭露行會現今運作不像以往的行政局，即港督如不接受行政局大多數成員之意見時要解釋，而且英國政府會看有關紀錄。
事實上，《基本法》第56條規定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會多數成員意見，應將具體理由紀錄在案。假如回歸後的特區行會及特首運作偏離第56條，這是否意味着行會運作漸漸非制度化或個人化呢？
第三，其實行會在董建華當特首及曾蔭權時代漸漸改變其運作。例如有行會成員在公眾表達自己之意見時往往與政府立場有所不同。故此所謂「集體負責制」其實已是形同虛設。而「保密制」也間中由於行會成員之公開言論無意地受到某種程度之削弱。
第四，根據《基本法》第55條，行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之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但媒體最近報道曾蔭權當特首後，問責官員即使是成員反而未必一定出席會議，而梁振英時期的政府為何找那些人出任行會又沒有特別原因。假如這些報道屬實的話，行會之運作，特別是哪些人可以參與會議，已經漸漸非制度化。假如行會之運作像英國的內閣制，問責高官理應必須出席會議。
但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
故此，種種迹象已顯示行政會議在回歸後之特區漸漸偏離殖民地時代之運作。假如這些改變意味着一個政治非制度化（political 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則特區政治體制運作已隨着領導階層之轉變而慢慢改變。但望這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否則，行政會議將不會像《基本法》第54條列明的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之機構」，而是淪為政治諮詢組織，只不過大部分的問責高官經常出席會議而已。
作者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院系主任
首先，行會的形象已經由於部分行會成員的停職而受一定的損害。早前的林奮強及剛剛停止各項公職的張震遠，多多少少對行會中之非官守議員威信帶來衝擊。要重建行會之威信，特首梁振英在任命行會成員時必須加倍小心，在個人誠信及財政背景方面更需要嚴謹地審查。
其次，行會之運作似乎已經非制度化，甚至是「人治」色彩濃厚。曾鈺成揭露行會現今運作不像以往的行政局，即港督如不接受行政局大多數成員之意見時要解釋，而且英國政府會看有關紀錄。
事實上，《基本法》第56條規定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會多數成員意見，應將具體理由紀錄在案。假如回歸後的特區行會及特首運作偏離第56條，這是否意味着行會運作漸漸非制度化或個人化呢？
第三，其實行會在董建華當特首及曾蔭權時代漸漸改變其運作。例如有行會成員在公眾表達自己之意見時往往與政府立場有所不同。故此所謂「集體負責制」其實已是形同虛設。而「保密制」也間中由於行會成員之公開言論無意地受到某種程度之削弱。
第四，根據《基本法》第55條，行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之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但媒體最近報道曾蔭權當特首後，問責官員即使是成員反而未必一定出席會議，而梁振英時期的政府為何找那些人出任行會又沒有特別原因。假如這些報道屬實的話，行會之運作，特別是哪些人可以參與會議，已經漸漸非制度化。假如行會之運作像英國的內閣制，問責高官理應必須出席會議。
但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
故此，種種迹象已顯示行政會議在回歸後之特區漸漸偏離殖民地時代之運作。假如這些改變意味着一個政治非制度化（political 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則特區政治體制運作已隨着領導階層之轉變而慢慢改變。但望這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否則，行政會議將不會像《基本法》第54條列明的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之機構」，而是淪為政治諮詢組織，只不過大部分的問責高官經常出席會議而已。
作者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院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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