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智﹕藝發局須挽回藝評的地位

【明報專訊】藝術發展局舉辦首屆藝評獎，挑選了一篇批判本地電影《低俗喜劇》的評論獲得金獎，再次激發起中港矛盾對立，各界大表不滿。批評港產電影是言論自由，但由公帑支持的獎項卻有責任向市民負責。這次藝評獎的爭議引發不少問題，藝發局必須正視，挽回藝評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


事先聲明，筆者對是次比賽的不滿和獲獎作者來自內地的身分無關。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城市，任誰都有權批判香港的文化產品，無論這些批評是否無的放矢。筆者也相信一個評論者能否理解某地社會文化，和他是否來自該地沒有必然關係，否則大多數的國際關係學者都要因而失業。同樣道理，筆者也不希望有天評論內地政事的時候，會因為不是來自內地便被批為「沒有資格評論」，這種說法太沒水平。


筆者也得指出，借影視作品來評論身分認同本身並無不妥。可以上教科書的經典例子，有馬傑偉分析匯豐銀行1994年漁夫廣告和香港主流價值的關係。馬教授透過訪問負責的廣告公司和看過這個廣告的各階層市民，發現廣告雖然刻意把香港歷史去政治化，然而當中「香港地、靠自己」的價值觀卻恰恰正是一個歷久不衰的政治迷思。


筆者也不介意有評論把香港電影拉到中港關係去，這種討論在文化研究當中甚為常見。例如90年代《表姐，你好嘢！》當中的政治隱喻，是否代表了當時港人在八九民運後對北京政權的惶恐不安，就是課堂中常見的討論題目。比較近期的，又有羅永生和張少強逐字逐句分析《葉問》當中的每場對白，透視其港式民族主義和內地常見的主旋律電影有何差異。


問題在於連劇情也似乎搞錯

是次成為眾矢之的的影評，固然無法和上述的例子相比，畢竟作者既無訪問電影的製作者，對公眾解讀的分析也是出於猜想，對文本的分析同樣流於穿鑿附會。當然，既為一篇影評，其實只要準確說明作者對藝術作品本身優劣的看法，能夠自圓其說即可，立場取態本身不一定是問題。筆者的困惑卻正正在於，這篇金獎作品似乎連這最低要求也不能達到。


舉個例，影評提到電影中一位內地黑幫頭目在劇情中擔當投資者的角色，說明「主導權根本就掌握在大陸人手上」，從而認為角色設定「弔詭」。然而相信有入場的觀眾都知道，劇情當中這個角色其實沒有完全的主導權，其投資者的地位受到多次的挑戰，而這也是電影結局一幕的重要情節。如果連這個基本劇情也沒有搞清楚，評論者又如何可以借這個角色的設定，不費吹灰之力地連結到香港人面對內地人的精神狀態呢？這篇影評的問題不在於由誰寫，也不在於要罵誰，而在於它連故事劇情也似乎搞錯了。


當然，在香港誰也有權亂罵亂寫，這正是香港可愛之處。只是當影評拿到來自公帑的獎金，市民自然要問問評審到底犯了什麼毛病，是否評審本身也沒有做好專業把關，而受其他因素影響判斷。


藝術發展局是少數能容許專業參與的官方機構，藝術評論又是香港文化界極待提升的一環，是次事件貶低了藝術評論在市民心中的地位，實在相當可惜。不少文化界的朋友已經指出，是次比賽的獎金如果拿出來支持小型團體，已經足以支持一本藝術評論雜誌一年的稿費。藝發局的主事人如此枉送資源，對公眾實在有欠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