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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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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89年6月9日，鄧小平終於露面接見戒嚴部隊並發表了「重要講話」。令人震驚的是，他居然不知道戒嚴部隊開槍殺了人。據中國紅十字會前黨委書記透露，不計傷者，那可悲的一夜僅死亡就達750人左右，其中大學生30餘人，軍人不到20名。請務必注意：死傷都發生在軍隊從城外往天安門廣場推進過程中，而不是在廣場，因為我們4人在開始清場的最後一刻，把全部學生和市民勸離了天安門廣場。25年過去了，居然現在還有人堅稱「天安門大屠殺」，簡直難以理解。
鄧小平在講話中解釋「六四」為什麽會發生時，說那是「大氣候」和「小氣候」所致，遲早要來，「早來比晚來好」，「趁着我們這些老傢伙還在」，等等。中共官方至今也沒有解釋過「大氣候」、「小氣候」究竟是什麽意思，坊間更是誤解重重。下面是我的解釋。
一、大氣候：中共的民主承諾
與實際作為之間的巨大落差
民主和科學（「德先生、賽先生」）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兩大主流，正是得力於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大力鼓吹。延安「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中共，「自由」、「民主」、「反對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可以說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可查中共當年的黨報《新華日報》，或笑蜀編著《歷史的先聲》）；中共最終能夠打敗專制獨裁的國民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自由民主贏得了各界精英的人心。然而，中共政權穩固之後不幾年，一個180度大轉彎，「一邊倒」倒進斯大林的懷抱，實行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級專制——極權主義，把自由民主徹底踩進泥裏。這種政治承諾和實際作為之間的鮮明反差，造成中國先進分子和執政黨之間的嚴重衝突，只要一有適宜溫度，自由民主的訴求就會如春苗般破土而出。這種中國社會自身強大的內在張力，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六四」發生的「大氣候」，和什麽「西方勢力亡我之心不死」沒多大關係，那時美國和中共還是合力反蘇的戰略盟友。
現在，中共新領導班子鄭重提出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和民主赫然在目，好得很，接下來就看具體怎麽做了！第一步，首先要「反求諸己」，不要再嫁禍於人，繼續胡扯什麽誰誰亡你之心不死。西方是有這樣的人，比如那些頭腦簡單、傲慢偏執、不負責任的激進民粹民主派，那有什麽奇怪？樹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會有。你自己要是行得正、立得穩，誰能亡得了你！至於如何「漸進、有序、可控」地實現民主，見後文。
二、小氣候
（1）政改vs.反自由化
1986年啓動的政治體制改革，和這之前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明顯是矛盾衝突的，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委實是個大難題。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如果設身處地站在中共改革派的立場上替他們考慮，實際上中共改革開放的基礎一直非常脆弱，全社會、體制內外反對改革開放的勢力極其強大，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改革派步履維艱，每前進一步，都要在極左保守勢力和「極右」激進派之間左衝右突，設法保持艱難的平衡。
以開汽車作比喻，「政改」好比踩油門，「反自由化」好比踩煞車，想讓中國這台裝載着上10億人口的超大型破車既能前進還要不翻車，主政者需要超級高明的駕駛技巧，這幾乎超越了任何人的能力水平。而我們知識分子往往書生氣十足，只講「政治正確」、邏輯嚴謹，不能理解「說法」背後的政治真意，又總是過分急躁，再加上鄧小平原本就不善言辭，改革開放又嚴重缺乏理論支援，很多話礙於保守派的虎視眈眈又不能講，於是難上加難，不出事才怪。
（2）胡耀邦「被辭職」之後的權力結構
鄧小平是中共改革開放無可替代的舵手，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趙紫陽是「中共的頭腦」，所以，應該說鄧、胡、趙「三駕馬車」是順利推進改革的最優安排。很不幸，不知鄧小平哪根神經搭錯了線，居然先後自斷雙臂，簡直匪夷所思。把胡耀邦搞下台，卻把野心勃勃的保守派李鵬推上去，這樣一個權力結構怎麽能運作？
我們仔細回想「六四」的全過程，不難發現李鵬所起的極其惡劣的作用。趙紫陽去朝鮮訪問是鄧小平的意見，李鵬到車站送行，請示對學潮怎麽辦，趙紫陽的指示非常明確，按政治局既定的對話、勸說等「軟」的辦法處理。李鵬答應得好好的，一轉身，就帶上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到鄧小平家裏大肆煽動蠱惑，引導鄧小平說了一大堆違背事實、非常不理智的話，李鵬立即組織班子把這些話寫成《人民日報》4．26社論，把學生和普遍同情學生的社會各界徹底推到了對立面上去，由此惹下大禍。趙紫陽回國後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千方百計從4．26社論對學潮的錯誤定性轉彎子，但是，每當趙紫陽的舉措起了一點作用，李鵬立刻設法破壞搗亂，激化事態。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李鵬的目標就是兩個：第一，把4．26社論的定性坐實；第二，取趙而代之。後一個目標是李鵬背後的保守勢力處心積慮一直想要實現的大陰謀。趙說，倒趙其實是倒鄧，事實就是如此。雖然殺人未必是李鵬的原意，但導致這一後果的，李鵬絕對難辭其咎，而李鵬在他的日記中卻千方百計把責任全都扣到鄧頭上。
（3）極左意識形態vs.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就是要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現代化，毫無疑問，其主要參照系，是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西方發達國家。開放，向誰開放？當然是向西方開放，說穿了，就是西化、資本主義化，馬列毛極左意識形態與之當然格格不入，鄧因此不得不強行壓制理論爭論，硬說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這種「掩耳盜鈴」策略把中共改革派置於非常尷尬的脆弱地位，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中共從十五大開始，就把「法治」寫進了憲法和黨綱，法治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髓」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是完全徹底不相容的，而中共至今把馬克思主義奉為指導思想，這種現狀不改變，類似「六四」的大亂幾乎不可避免。
（4）決策權vs.執行權
胡、趙名義上是總書記，實際上根本沒有決策權，決策權是在鄧小平等「八大元老」手裏。這種「決策者不負責，執行者不能決策」的權力結構一定會產生許多摩擦與隔閡，變成打亂仗。鄧小平、陳雲兩派首領因為「談不攏」多年互不來往，趙必須在鄧和陳兩個婆婆之間費力周旋，而胡、趙和鄧之間也溝通不良，趙紫陽經常想見鄧小平一面都不可得，真是「怎一個亂字了得」！
（5）鄧小平的個性
專制體制是人治，不是法治，其成敗與主政者的個人品質關係甚大。「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改革開放前期的成與敗，和鄧小平的優缺點密切相關。這篇小文不可能對鄧作全面的客觀評價，我只能說，「六四」事件既有其客觀原因，如上述，也有鄧個人的很多責任。總的來說，當時的中國如果沒有鄧，情况只會更糟，可能根本不會有改革開放，即便有，成績也不會好；同時，鄧的思想理論水平、領導力、說服力、制度創建能力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缺欠。與毛相比，鄧的常識感、現實感和對大勢的把握遠勝於晚年的毛，但是，作為一個最高決策層的「班長」，鄧比毛差太多了。高層決策的「怎一個亂字了得」，就突顯了鄧的不足。
以上幾點加總，大概就是致使「六四」發生的「小氣候」。
三 歷史會重演嗎？
如果簡單、教條地作回答，可以就是一句話：抹殺歷史，必定重蹈歷史覆轍。但問題並沒有這麽簡單。想一想中共歷史上犯過多少令人髮指的嚴重錯誤，傷害了多麽巨量的無辜人民，如果把歷史的老帳（包括「六四」）一股腦翻出來，誠如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所說，共產黨3個月就會垮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是從「公開性」入手，導致蘇共的合法性基礎徹底崩潰。我一直講，從1949年「一邊倒」，中國最優選擇的機會窗口就關閉了，我們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要麽推動共產黨改革，要麽讓共產黨垮台，而垮台一定比改革壞100倍、1000倍！你喜歡不喜歡共產黨，客觀事實都是如此。既要汲取歷史教訓，那就得揭露歷史真相，又要保住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又是一個非常難辦的兩難選擇。有人說，犯了這麽嚴重的錯誤，怎麽還能不認錯？這又是書生之見。實際上，愈是錯誤嚴重，愈難承認錯誤。這就是日本人至今不肯對侵略戰爭認錯的原因之一。共產黨也是一樣。
辦法看來只能是：第一漸進有序，第二內外有別、上下有別——先從共產黨體制內的高層，從精英小衆、不公開的範圍內清理歷史舊帳、改造極左的舊意識形態，重建合法性基礎。對毛澤東，可以把他當做「祖宗牌位」高高供起（毛當年就是這樣罵劉、鄧把他邊緣化的），讓他有虛名、無實效，同時，把延安「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毛澤東作為意識形態正統繼承下來，和法治、憲政接榫。公開批毛、非毛化恐怕不可行。習近平說「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如果是這種考慮，那就不但沒有錯，而且很明智。思想解放應該繼續大力推進，尤其是在高級幹部當中；對中共各級幹部，不妨考慮恢復毛時期「內部讀物」的出版，任何言之有據的不同思想理論都應該讓他們了解，才能使中共幹部隊伍的理論認知水平不至於遠遠落後於時代、落後於社會。
中國的現實經常是，可做的不可說，可說的不可做——右的可做不可說，左的可說不可做。因為極左派不但佔據着意識形態制高點，而且有着深厚的社會基礎，所以右的一套不能說；但照極左的路走，一定是浩劫，只能走市場經濟、法治憲政這條右的路。這就是最優策略「打左燈往右轉」。中國的改革，難哪！我們實在應該對中共改革派多一點耐心、寬容、鼓勵和體諒。當年「六四」如果這種態度成為主流，局面應該會很不一樣。流了那麽多血，如果再不汲取教訓，不但共產黨，我們「六四分子」同樣會成為歷史罪人！
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同樣，沒有改革的理論，就沒有改革的實踐。中共思想理論的重建已經刻不容緩，目前這種由反改革極左保守派佔領思想理論制高點的狀况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中共思想理論的重建，毫無疑問應該圍繞那24字核心價值觀，自由和民主更是核心的核心。問題是，什麽是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兩者是什麽關係，歷來迷霧重重，一不小心就會掉進陷阱。簡單說，自由有法國傳統的「解放式自由」，隨心所欲、不受任何束縛的自由，和英美傳統的法律和道德約束下的、自由主義的自由之別；而民主有自由民主「好民主」，建立在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基礎上，「每一個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意義上的民主，和民粹民主「壞民主」，多數人的統治（實際上是多數窮人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少數服從多數意義上的民主之別。要想建立好民主，必須把民主化分兩步走，先自由後民主，也就是先由少數憲政精英主導，建立起法治、憲政、人權保障的基本制度，然後漸進、有序、可控地推進民主化，所謂「黨主立憲」。目前許多質疑民主的糊塗思想，都是因為沒有區分憲政和民主，沒有區分好民主和壞民主，不知道民主的絕大多數問題，都是來自把好壞民主一鍋煮並且將壞民主神聖化，來自推行壞民主、沒有實行好民主（詳情可參看拙作〈什麽樣的民主才是好東西〉）。
「習李新政」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倡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究竟是什麽意思，現在我們還看不清。如果「中國夢」就是實現包括政治現代化即民主化在內的全面現代化，如果「中華傳統文化」就是指孔孟原儒「從道不從君」的君子人格、「以德服人」的王道仁政德治，那就非常好、非常對；反之，如果「中國夢」僅僅是富國強兵，「中華傳統」就意味着「雍正王朝」式的皇權專制，那就非常壞、非常錯誤，那就會走上新法西斯主義的民族浩劫之路。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極左新毛，激進民粹民主，這3種極端主義是中國未來最主要的危險，把這些壞東西攪合在一起，就是薄熙來路線，而最可怕的是，由於執政黨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改革的滯後，這些極端主義恰恰是中國現在的相當大一部分民意，說不定還是主流民意。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往往自我誇大，以為自己代表民意，其實仔細讀一讀歷史，不難發現自由派、政治右翼幾乎永遠不會代表多數民意，多數人總是跟左派走的，而自由主義「好民主」的基本制度、遊戲規則卻恰恰是這少數自由派精英創建的。「阿拉伯之春」等等民主化失敗的案例，基本錯誤就是不區分自由和民主，沒有走自上而下、先憲政法治後民主的路，相反，卻妄圖靠民衆起義、街頭群衆運動，靠立即普選實現民主，這樣搞法，出來的只能是民粹壞民主。為什麽要「先自由後民主」？就是因為現在如果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普選式民主，十之八九就是薄熙來式的民粹煽動家上台，然後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所以，我10幾年前就主張要培育中左和中右兩大主流，嚴防一切極端主義（包括民族分裂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崛起。
回顧中華民族一個半世紀以來艱難坎坷的現代化歷程，毛病幾乎全都出在一個「急」字上。我們為什麽會普遍急躁？和各界精英誤信了西方現代化主流理論有莫大關係。這種理論認為，現代化是歷史普遍規律，如果沒有西方的殖民入侵，各國各民族或遲或早都會走上這條路。照此說來，你既然遲了，那就猛踩油門、加速前進就對了，急躁、激進、革命便由此產生。我讀史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現代化是在英國這個非常特殊的地方、非常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極其幸運的例外產物，其他國家既然和英國各方面的條件都有差別，就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障礙，所走的現代化路徑也就會各式各樣。我把其中的規律性提煉出來，歸納出英美、德日和法俄3條現代化的主要模式，其中最成功的當然就是自發演化出來的英國模式和英國模式向其殖民地的移植；德日極右的保守主義模式和法俄極左的激進革命模式都是不成功的，而中華民族的最大悲劇是，恰恰沒有選擇英美主流模式。但這是有其歷史原因的，主要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西方把中國推到了對立面，而蘇俄卻百般拉攏中國，一推一拉，再加上西方的兩次世界大戰、1929年的大蕭條，連西方人自己都對西方文明喪失了信心，中國的先進分子大多數就此倒向了蘇俄一邊，誤以為蘇俄模式才是最成功的現代化道路。我們不能「錯置時空」，拿現在的認知水平苛責前人，相反，應該對不管是自強運動、戊戌維新、清末新政、中華民國，或是中國共產黨，都抱有一份「基於同情的理解」。理由就是上面所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和英國差了十萬八千里，中國的現代化沒有任何理由不遭受艱難坎坷，沒有任何理由能夠速成。這樣，我們的心態會比較平和，期望會比較符合實際，對種種不如意，包括執政黨執政的不合理想多一點同情和理解，也就會對各種極端主張多一些免疫力。
我的上一篇反思文章，講的其實就是這件事：我們必須培育理性、溫和、負責任的公民政治文化，清除非理性情緒化、敵我二分、輕率冒進、不負責任的極端主義政治文化，否則，我們必定會一而再再而三重蹈歷史的覆轍，中華民族的前景就只能是一片黑暗，「六四」的鮮血也就全都白流了。
鄧小平在講話中解釋「六四」為什麽會發生時，說那是「大氣候」和「小氣候」所致，遲早要來，「早來比晚來好」，「趁着我們這些老傢伙還在」，等等。中共官方至今也沒有解釋過「大氣候」、「小氣候」究竟是什麽意思，坊間更是誤解重重。下面是我的解釋。
一、大氣候：中共的民主承諾
與實際作為之間的巨大落差
民主和科學（「德先生、賽先生」）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兩大主流，正是得力於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大力鼓吹。延安「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中共，「自由」、「民主」、「反對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可以說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可查中共當年的黨報《新華日報》，或笑蜀編著《歷史的先聲》）；中共最終能夠打敗專制獨裁的國民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自由民主贏得了各界精英的人心。然而，中共政權穩固之後不幾年，一個180度大轉彎，「一邊倒」倒進斯大林的懷抱，實行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級專制——極權主義，把自由民主徹底踩進泥裏。這種政治承諾和實際作為之間的鮮明反差，造成中國先進分子和執政黨之間的嚴重衝突，只要一有適宜溫度，自由民主的訴求就會如春苗般破土而出。這種中國社會自身強大的內在張力，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六四」發生的「大氣候」，和什麽「西方勢力亡我之心不死」沒多大關係，那時美國和中共還是合力反蘇的戰略盟友。
現在，中共新領導班子鄭重提出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和民主赫然在目，好得很，接下來就看具體怎麽做了！第一步，首先要「反求諸己」，不要再嫁禍於人，繼續胡扯什麽誰誰亡你之心不死。西方是有這樣的人，比如那些頭腦簡單、傲慢偏執、不負責任的激進民粹民主派，那有什麽奇怪？樹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會有。你自己要是行得正、立得穩，誰能亡得了你！至於如何「漸進、有序、可控」地實現民主，見後文。
二、小氣候
（1）政改vs.反自由化
1986年啓動的政治體制改革，和這之前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明顯是矛盾衝突的，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委實是個大難題。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如果設身處地站在中共改革派的立場上替他們考慮，實際上中共改革開放的基礎一直非常脆弱，全社會、體制內外反對改革開放的勢力極其強大，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改革派步履維艱，每前進一步，都要在極左保守勢力和「極右」激進派之間左衝右突，設法保持艱難的平衡。
以開汽車作比喻，「政改」好比踩油門，「反自由化」好比踩煞車，想讓中國這台裝載着上10億人口的超大型破車既能前進還要不翻車，主政者需要超級高明的駕駛技巧，這幾乎超越了任何人的能力水平。而我們知識分子往往書生氣十足，只講「政治正確」、邏輯嚴謹，不能理解「說法」背後的政治真意，又總是過分急躁，再加上鄧小平原本就不善言辭，改革開放又嚴重缺乏理論支援，很多話礙於保守派的虎視眈眈又不能講，於是難上加難，不出事才怪。
（2）胡耀邦「被辭職」之後的權力結構
鄧小平是中共改革開放無可替代的舵手，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趙紫陽是「中共的頭腦」，所以，應該說鄧、胡、趙「三駕馬車」是順利推進改革的最優安排。很不幸，不知鄧小平哪根神經搭錯了線，居然先後自斷雙臂，簡直匪夷所思。把胡耀邦搞下台，卻把野心勃勃的保守派李鵬推上去，這樣一個權力結構怎麽能運作？
我們仔細回想「六四」的全過程，不難發現李鵬所起的極其惡劣的作用。趙紫陽去朝鮮訪問是鄧小平的意見，李鵬到車站送行，請示對學潮怎麽辦，趙紫陽的指示非常明確，按政治局既定的對話、勸說等「軟」的辦法處理。李鵬答應得好好的，一轉身，就帶上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到鄧小平家裏大肆煽動蠱惑，引導鄧小平說了一大堆違背事實、非常不理智的話，李鵬立即組織班子把這些話寫成《人民日報》4．26社論，把學生和普遍同情學生的社會各界徹底推到了對立面上去，由此惹下大禍。趙紫陽回國後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千方百計從4．26社論對學潮的錯誤定性轉彎子，但是，每當趙紫陽的舉措起了一點作用，李鵬立刻設法破壞搗亂，激化事態。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李鵬的目標就是兩個：第一，把4．26社論的定性坐實；第二，取趙而代之。後一個目標是李鵬背後的保守勢力處心積慮一直想要實現的大陰謀。趙說，倒趙其實是倒鄧，事實就是如此。雖然殺人未必是李鵬的原意，但導致這一後果的，李鵬絕對難辭其咎，而李鵬在他的日記中卻千方百計把責任全都扣到鄧頭上。
（3）極左意識形態vs.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就是要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現代化，毫無疑問，其主要參照系，是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西方發達國家。開放，向誰開放？當然是向西方開放，說穿了，就是西化、資本主義化，馬列毛極左意識形態與之當然格格不入，鄧因此不得不強行壓制理論爭論，硬說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這種「掩耳盜鈴」策略把中共改革派置於非常尷尬的脆弱地位，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中共從十五大開始，就把「法治」寫進了憲法和黨綱，法治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髓」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是完全徹底不相容的，而中共至今把馬克思主義奉為指導思想，這種現狀不改變，類似「六四」的大亂幾乎不可避免。
（4）決策權vs.執行權
胡、趙名義上是總書記，實際上根本沒有決策權，決策權是在鄧小平等「八大元老」手裏。這種「決策者不負責，執行者不能決策」的權力結構一定會產生許多摩擦與隔閡，變成打亂仗。鄧小平、陳雲兩派首領因為「談不攏」多年互不來往，趙必須在鄧和陳兩個婆婆之間費力周旋，而胡、趙和鄧之間也溝通不良，趙紫陽經常想見鄧小平一面都不可得，真是「怎一個亂字了得」！
（5）鄧小平的個性
專制體制是人治，不是法治，其成敗與主政者的個人品質關係甚大。「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改革開放前期的成與敗，和鄧小平的優缺點密切相關。這篇小文不可能對鄧作全面的客觀評價，我只能說，「六四」事件既有其客觀原因，如上述，也有鄧個人的很多責任。總的來說，當時的中國如果沒有鄧，情况只會更糟，可能根本不會有改革開放，即便有，成績也不會好；同時，鄧的思想理論水平、領導力、說服力、制度創建能力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缺欠。與毛相比，鄧的常識感、現實感和對大勢的把握遠勝於晚年的毛，但是，作為一個最高決策層的「班長」，鄧比毛差太多了。高層決策的「怎一個亂字了得」，就突顯了鄧的不足。
以上幾點加總，大概就是致使「六四」發生的「小氣候」。
三 歷史會重演嗎？
如果簡單、教條地作回答，可以就是一句話：抹殺歷史，必定重蹈歷史覆轍。但問題並沒有這麽簡單。想一想中共歷史上犯過多少令人髮指的嚴重錯誤，傷害了多麽巨量的無辜人民，如果把歷史的老帳（包括「六四」）一股腦翻出來，誠如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所說，共產黨3個月就會垮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是從「公開性」入手，導致蘇共的合法性基礎徹底崩潰。我一直講，從1949年「一邊倒」，中國最優選擇的機會窗口就關閉了，我們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要麽推動共產黨改革，要麽讓共產黨垮台，而垮台一定比改革壞100倍、1000倍！你喜歡不喜歡共產黨，客觀事實都是如此。既要汲取歷史教訓，那就得揭露歷史真相，又要保住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又是一個非常難辦的兩難選擇。有人說，犯了這麽嚴重的錯誤，怎麽還能不認錯？這又是書生之見。實際上，愈是錯誤嚴重，愈難承認錯誤。這就是日本人至今不肯對侵略戰爭認錯的原因之一。共產黨也是一樣。
辦法看來只能是：第一漸進有序，第二內外有別、上下有別——先從共產黨體制內的高層，從精英小衆、不公開的範圍內清理歷史舊帳、改造極左的舊意識形態，重建合法性基礎。對毛澤東，可以把他當做「祖宗牌位」高高供起（毛當年就是這樣罵劉、鄧把他邊緣化的），讓他有虛名、無實效，同時，把延安「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毛澤東作為意識形態正統繼承下來，和法治、憲政接榫。公開批毛、非毛化恐怕不可行。習近平說「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如果是這種考慮，那就不但沒有錯，而且很明智。思想解放應該繼續大力推進，尤其是在高級幹部當中；對中共各級幹部，不妨考慮恢復毛時期「內部讀物」的出版，任何言之有據的不同思想理論都應該讓他們了解，才能使中共幹部隊伍的理論認知水平不至於遠遠落後於時代、落後於社會。
中國的現實經常是，可做的不可說，可說的不可做——右的可做不可說，左的可說不可做。因為極左派不但佔據着意識形態制高點，而且有着深厚的社會基礎，所以右的一套不能說；但照極左的路走，一定是浩劫，只能走市場經濟、法治憲政這條右的路。這就是最優策略「打左燈往右轉」。中國的改革，難哪！我們實在應該對中共改革派多一點耐心、寬容、鼓勵和體諒。當年「六四」如果這種態度成為主流，局面應該會很不一樣。流了那麽多血，如果再不汲取教訓，不但共產黨，我們「六四分子」同樣會成為歷史罪人！
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同樣，沒有改革的理論，就沒有改革的實踐。中共思想理論的重建已經刻不容緩，目前這種由反改革極左保守派佔領思想理論制高點的狀况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中共思想理論的重建，毫無疑問應該圍繞那24字核心價值觀，自由和民主更是核心的核心。問題是，什麽是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兩者是什麽關係，歷來迷霧重重，一不小心就會掉進陷阱。簡單說，自由有法國傳統的「解放式自由」，隨心所欲、不受任何束縛的自由，和英美傳統的法律和道德約束下的、自由主義的自由之別；而民主有自由民主「好民主」，建立在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基礎上，「每一個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意義上的民主，和民粹民主「壞民主」，多數人的統治（實際上是多數窮人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少數服從多數意義上的民主之別。要想建立好民主，必須把民主化分兩步走，先自由後民主，也就是先由少數憲政精英主導，建立起法治、憲政、人權保障的基本制度，然後漸進、有序、可控地推進民主化，所謂「黨主立憲」。目前許多質疑民主的糊塗思想，都是因為沒有區分憲政和民主，沒有區分好民主和壞民主，不知道民主的絕大多數問題，都是來自把好壞民主一鍋煮並且將壞民主神聖化，來自推行壞民主、沒有實行好民主（詳情可參看拙作〈什麽樣的民主才是好東西〉）。
「習李新政」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倡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究竟是什麽意思，現在我們還看不清。如果「中國夢」就是實現包括政治現代化即民主化在內的全面現代化，如果「中華傳統文化」就是指孔孟原儒「從道不從君」的君子人格、「以德服人」的王道仁政德治，那就非常好、非常對；反之，如果「中國夢」僅僅是富國強兵，「中華傳統」就意味着「雍正王朝」式的皇權專制，那就非常壞、非常錯誤，那就會走上新法西斯主義的民族浩劫之路。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極左新毛，激進民粹民主，這3種極端主義是中國未來最主要的危險，把這些壞東西攪合在一起，就是薄熙來路線，而最可怕的是，由於執政黨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改革的滯後，這些極端主義恰恰是中國現在的相當大一部分民意，說不定還是主流民意。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往往自我誇大，以為自己代表民意，其實仔細讀一讀歷史，不難發現自由派、政治右翼幾乎永遠不會代表多數民意，多數人總是跟左派走的，而自由主義「好民主」的基本制度、遊戲規則卻恰恰是這少數自由派精英創建的。「阿拉伯之春」等等民主化失敗的案例，基本錯誤就是不區分自由和民主，沒有走自上而下、先憲政法治後民主的路，相反，卻妄圖靠民衆起義、街頭群衆運動，靠立即普選實現民主，這樣搞法，出來的只能是民粹壞民主。為什麽要「先自由後民主」？就是因為現在如果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普選式民主，十之八九就是薄熙來式的民粹煽動家上台，然後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所以，我10幾年前就主張要培育中左和中右兩大主流，嚴防一切極端主義（包括民族分裂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崛起。
回顧中華民族一個半世紀以來艱難坎坷的現代化歷程，毛病幾乎全都出在一個「急」字上。我們為什麽會普遍急躁？和各界精英誤信了西方現代化主流理論有莫大關係。這種理論認為，現代化是歷史普遍規律，如果沒有西方的殖民入侵，各國各民族或遲或早都會走上這條路。照此說來，你既然遲了，那就猛踩油門、加速前進就對了，急躁、激進、革命便由此產生。我讀史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現代化是在英國這個非常特殊的地方、非常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極其幸運的例外產物，其他國家既然和英國各方面的條件都有差別，就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障礙，所走的現代化路徑也就會各式各樣。我把其中的規律性提煉出來，歸納出英美、德日和法俄3條現代化的主要模式，其中最成功的當然就是自發演化出來的英國模式和英國模式向其殖民地的移植；德日極右的保守主義模式和法俄極左的激進革命模式都是不成功的，而中華民族的最大悲劇是，恰恰沒有選擇英美主流模式。但這是有其歷史原因的，主要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西方把中國推到了對立面，而蘇俄卻百般拉攏中國，一推一拉，再加上西方的兩次世界大戰、1929年的大蕭條，連西方人自己都對西方文明喪失了信心，中國的先進分子大多數就此倒向了蘇俄一邊，誤以為蘇俄模式才是最成功的現代化道路。我們不能「錯置時空」，拿現在的認知水平苛責前人，相反，應該對不管是自強運動、戊戌維新、清末新政、中華民國，或是中國共產黨，都抱有一份「基於同情的理解」。理由就是上面所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和英國差了十萬八千里，中國的現代化沒有任何理由不遭受艱難坎坷，沒有任何理由能夠速成。這樣，我們的心態會比較平和，期望會比較符合實際，對種種不如意，包括執政黨執政的不合理想多一點同情和理解，也就會對各種極端主張多一些免疫力。
我的上一篇反思文章，講的其實就是這件事：我們必須培育理性、溫和、負責任的公民政治文化，清除非理性情緒化、敵我二分、輕率冒進、不負責任的極端主義政治文化，否則，我們必定會一而再再而三重蹈歷史的覆轍，中華民族的前景就只能是一片黑暗，「六四」的鮮血也就全都白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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